生冲突。而中央政府则远离基层，不用直接处理社会层面的问题。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机构所制定，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还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都在加速激化。很显然，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怎么办？还是要回到鼓励和保护地方体制创新和改革的道路。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第一，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机构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第二，要推动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尤其是地级市及其所管辖的县或县级市关系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地级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限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能力，可以为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也是突破现行中央与地方关系僵局的关键。

    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盈利，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要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通过非国有企业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非国有企业壮大起来，再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要扶持非国有企业，中央政府能够做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分权。当时，中央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企业很大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企业。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在这些领域，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

    财税政策支持中小私有企业

    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非常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