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发展，是从贸易、商品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密不可分，一个国家即使不愿或者无力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竞争国际人才，但仅仅要保护自身培养的人才不流失到海外也需面临国际竞争。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就指出：“就像公司竞争招聘最优秀的员工，大学竞争录取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国家也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强竞争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在人才全球化时代，人才的跨国流动已是公认事实。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05年，全世界在出生国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人约有1.9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大约3%的增长率。时至今日，这一总数已经超过2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1%。其中大约有9000万是经济移民或技术移民，大部分是流向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人才的跨国流动，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大量人才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经济体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海外族裔人才的大量回流。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国际人才竞争，正如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2002年在新加坡国庆晚宴上发表讲话所指：“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广纳人才。”

    由于发达国家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更具有优势，因此，从整体而言，大多数人才总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流向最发达国家。但这种局面并不是不可以打破，人才有流失，就会有逆流、环流、回流。从硬件来说，那些获得全球产业转移机会的国家和地区，因为经济实力增长而将拥有机遇，例如20世纪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现在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从软件来说，那些开放兼容、富有移民人文色彩的国家也拥有人才流入的机会，例如早期的美国，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等。

    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都曾迎来大量的人才回流。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面临过大量的人才外流，但当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经济高速发展机遇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实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并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才流向，并创造了“韩国硅谷”大德研究城、“台湾硅谷”新竹工业园等新兴科技中心。最典型的就是韩国在首尔奥运会后，在1990？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韩国留学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决定留在美国的比例只有24.4%。

    《福布斯》杂志报道的印度移民罗森·沙尔玛的故事，是典型的移民发展轨迹变迁的故事。罗森·沙尔玛于1993年选择来到美国留学，然后留下工作，最终创业。当时，他是新德里的顶尖学府印度理工学院的理工科高才生。他所在班级共有40人毕业，只有3人留在了印度，其他人全部通过h1B签证或留学签证跑到了美国。而在硅谷，有更多的数以万计的像他这样的工程师，其中一些人还自己建立了公司，并让自己和美国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罗森·沙尔玛也是如此，他获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创建了好几家公司——开发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