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战略家对“威胁”的判断，即谁对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构成最主要威胁。国家利益虽然有多个层面，包括安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但是对任何国家来讲，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在存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所有其他利益都要让位于维护安全的需要，而在没有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地位就会上升。就安全来讲，又分成生存性安全和非生存性安全。生存性安全就是指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如大规模侵略战争、能毁灭国家的军事打击；非生存性安全是指那些对国家的人员、设施、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不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冷战期间，美国认为苏联威胁到了美国的生存安全。苏联虽然不一定会对美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但是苏联所拥有的核力量会毁灭美国，而且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苏联具有扩张性，早晚要对美国的生存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遏制苏联。为此，它不惜同过去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结盟，并扶植它们，以至于将它们“培养”成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还包庇、扶植许多专制独裁政权，牺牲“推进民主”这个政治利益。冷战结束，苏联瓦解、俄罗斯改旗易帜，美国算是松了一口气。当美国战略家们环顾世界的时候，发现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美国的生存性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于是才会有克林顿政府将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与安全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从大战略的角度说，美国要想获得永久性的安全保障，就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是维护霸权地位的两个重要方面。美苏争霸的历史表明，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美国要想长久维持一超独霸地位，必须发展经济。美国认为自己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如果世界各国都实现民主化了，其民主世界领袖的地位自然就会更加稳固。而且美国还从“民主和平论”出发，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当然，冷战后美国仍然关注安全。一方面，美国在寻找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非生存性安全上，要保护海外美国人和财产的安全，此外，美国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还要保护盟友的安全。从美国的外交实践看，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将防止核及生化武器扩散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美国人非常担心那些反美的“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用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攻击美国。“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经对美国的国土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于是反恐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然而，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特别是信奉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人则认为，恐怖主义虽然能够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它们毕竟力量有限，不可能威胁美国的生存，即使它们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能够真正威胁美国的生存的还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目前这样的国家虽然尚未出现，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介之疾，而那些正在崛起的大国，即战略竞争对手才是心腹大患。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当今世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系。一方面，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国家间关系存在着天然的竞争性。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一样，金牌只有一个，有赢家必定有输家。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安全困境”，即一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便努力提高军备水平，从而增强别的国家的不安全感。而意识形态、宗教、民族、领土等方面的分歧、对抗与争端则是这种竞争性的催化剂。20世纪大国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多源于这种竞争性。冷战后，大国关系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竞争性和安全困境并未消除。从这种理念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