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198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基本同步。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有资产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记者：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您对这个领域的改革有何评价？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口，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是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

    在生产性资产是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是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在GDP增速超过9%，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是因为中国以国有资产为主，这样，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资产升值则主要由国家独享了。资产的国有使老百姓难以感受到资产升值的好处。

    因此，国有制经济往往是消费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刺激增长。实际上，国有经济也更偏好靠投资促增长，过去的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中国都如此。而私有经济体只要有较低的经济增长，就能带动很多的内需增长。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种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没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民有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记者：那么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记者：近些年国退民进式的改革，并没有造就多少有实力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