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而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壮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原因当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tO给中国经济带来一轮高增长，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tO红利，因此，这些年国企的利润也在上升。可是，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年国企利润背后的这类原因，而是下结论说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效率没影响，于是，“国退民进”停止，进而改成“第二次国有化”。第二，在行业准入、融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监管审批框架上，多方面对民企歧视、对国企优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贷款总额为具体目标，其结果是保护了国企、逼着许多民企因无法得到资金而关闭。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过程中，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家，他们总能得到特殊的保护，这直接构成对民企的歧视，牺牲民企的权利。在这些环境下，民企当然无法与国企公平竞争。

    ◎记者：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我走过这么多个国家，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加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社会不公最突出。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之后，这些企业在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

    以上可以看出，人们对私有化的恐慌和对公有制的迷恋，是没有多少事实支持的。我们知道，发达的富裕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今天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