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朝代所无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掌握分配权的官员把资源投放在偏远地区的话，即使那里的经济被改进了很多，也不会有多少人能感受到、看到，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来说这没有好处。只有当偏远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实在太低、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的时候，才会引起资源分配部门的重视。这就有了前些年的西部开发战略。那些穷省最后会被照顾到。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和省份，因为两边都不靠，往往得不到优惠，反而要做出牺牲，被忽视。

    ◎记者：您讲到行政官员在资源分配上会有倾向于少数几个大城市或者标志性工程的偏好，那么人们会问，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源是什么？

    陈志武：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目前计划色彩浓厚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存在，行政官员们的这种偏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扭曲和不平等也不会这么大。

    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做一个对比。当时清朝政府没有国有银行体系，到1898年时，国家投资办的第一个户部银行刚开始做。那时候，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能力把全国老百姓的储蓄或金融资源通过任何方式调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来支配和决定怎么样花。政府即使想重点发展北京，重点发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也很难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个地方当年可能不一定那么富，但是不管怎样，一百年前当地农民的积蓄，一个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间做借贷；还有一个是通过钱庄把这些钱收集过来以后，又投放到本地的企业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像，那时候全国各个地方间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发展水平，总体是比较平衡的。因为本地的资源基本上被用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由自然禀赋决定各地的发展，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扭曲后的不平等方式发展。

    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居民也有相当多的储蓄，他们的钱通过在全国2800个县城里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吸收进来，相当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省会的工行、建行、农行、中行总部和分部，来统一调配这些金融资源到底投入哪些项目、由哪些企业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农村存款占所有农村存款的36％（农行特殊一些），但是从农业贷款的比例来看，工行、中行、建行在农村的放贷占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总借贷的比例还不到2％。这说明国有银行到各个乡、各个县吸收存款以后，把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结果是：不同地区间、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它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相当程度上国有银行的垄断加重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我做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主张把各地的金融市场分割开来。我想强调的是目前的金融资源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国有金融机构统一汇总以后，在分配机制上，如果不是根据市场导向、根据市场价格体系来决定这些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源如何投放、投放到哪里，而是简单地由一些行政官员做配置的话，最后很多非市场的人情关系因素，可能会决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大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到一小部分资源，哪些地方得不到任何金融资源。

    ◎记者：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政策优惠，那些自然条件不好的贫困地区怎么办？

    陈志武：扶贫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回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贫。拿西部大开发来说，我不知道到底投了多少钱，至少有几千亿吧？把这几千亿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会怎样呢？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最后会是在西部做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但，几个标志性工程到底在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