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上能真正影响到西部这些省区的真正穷人呢？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辐射效应，但多数家庭不会感受到。

    首先，从经济角度讲，本来就不应该在西部建这么多工厂和工程。因为那里的运输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运过去，还要把产品运出来，陆运费用很高，运输容量也低。到今天，海运和水运仍然是成本最低、容量最大的货运方式，这是靠“愚公移山”改变不了的铁现实，沿海经济历来很发达，是有它客观的经济道理的。此外，在投资环境等其它因素上，西部的生产成本与地方政府效率也要比沿海差。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资，效益很难保证。企业不愿到西部地区投资，一定有经济上的道理。政府与其违背市场规律硬往那边投资，不如把这些钱重点放在交通运输条件很方便、投资环境成熟的其它地区。

    其次，在当地建几个大工厂、大公司，修几条公路，也许可以提供几千甚至几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为当地的GDP增长做出贡献，会改变几个宏观经济指标。但是，与几百万、几千万的贫困人口相比，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微不足道，很难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贫困生活。

    所以，与其把几百亿、几千亿的钱砸在几个大的标志性工程上，还不如选择一些更好的扶贫救济方式。一种方式是对很贫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应该向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教育资助，向他们提供迁居到其它经济发达地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机会，鼓励部分人口向其它地区移民，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

    ◎记者：如果放弃区域发展战略，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社会经济？

    陈志武：与搞“大工程”对应的一个办法就是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我说的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强调民间银行、钱庄、当铺，还有小范围内的个人消费借贷或者投资借贷安排。这样的民间金融的发展，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更实在，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进行自己认为最赚钱的经济活动，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所在。所以，我觉得真正可以改变一个地区收入增长水平的是浙江民间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开发模式——几千亿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辐射效应是有限的。

    与其把几千亿投向几个“大工程”，还不如把这几千亿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放贷，变成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额贷款，变成他们的创业起步基金。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更广泛的社会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推进民间创业，增加数量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促进浙江式民间金融在各地的发展，启动各地的自发增长引擎。当然，这也要求放弃国有金融垄断、开放并鼓励民间金融——只有这样，浙江模式才可能在各地扩展。

    退一步讲，要让每个省都得到几千亿的贷款，也是不现实的。从前，因为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也许少数几个省市在一年里可以得到几百亿、上千亿的贷款，但是绝大多数的省市不可能在同一年里得到这么多资源。所以，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尤其像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地方，还想靠中央政府的照顾来发展经济，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它们更应该学习浙江，把民间金融搞活起来，使本省内部有能力把死的财富变成活的创业资本，内生更多的经济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最终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记者：您对发展民间金融有何具体的建议？

    陈志武：有一些基础设施，很容易做到，一做就可以马上帮助民间的金融机构和融资活动。比如，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去提供借贷利息和融资供求数据的信息网，可以把各个不同的地方愿意贷出的利息、愿意贷出的金额，以及那些需要资金的企业和创业者愿意支付的利息或回报率、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