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采用鼓励行业发展的立法方针。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却不理想，中国的立法者一谈到立法，就习惯性地想到“约束性”的条文，而这些条文通常不是要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反倒是一边倒地增加、扩张行政部门的权力，把新的行业的发展空间压到最小，那有何必呢？这部《证券投资基金法》也一样，还是偏重于约束从业者、扩张行政监管部门的权力，这反而不利于基金行业的发展，违背立法初衷。

    ◎记者：陈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学者不能借鉴国外的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基金法》吗？

    陈志武：我国与英美不一样。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形态，不是简单的照搬就可以凑效的。比如，当初人们以为只要有了机构投资者，他们就可促进中国的公司治理。可是，以银广厦事件为例。一些基金公司如中经开都持有很多银广厦股票，按道理，银广厦出了问题，应该由基金主动去起诉银广夏，但中经开和这些基金公司并没有这么做。而既使在律师去找这些基金时，基金还老大不情愿。如果在美国，基金经理肯定会去找银广厦、主动打官司。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的基金公司一般都是国家直接或间接控股，还属于计划经济，基金公司的经理由政府或者政府控股的公司任命。到最后，只好由银广厦的股东起诉，而到了法院，法院系统又是障碍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的法律越多，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反而降低了，反而约束了守规则者发展的机会，鼓励了那些有特权的人的赢利空间。

    ◎记者：事实的情况是，《基金法》出台前后，媒体一片叫好，纷纷认为该法律出台限制了不法者犯罪的机会。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陈志武：这种情况，只能是反映了学界、业界和媒体的一种良好的愿望。这种愿望往往不能切合实际，带来的必然是相反的结果。法律制定者把执行者过分理想化了。但，这些执行者又恰恰不是他们抽象那样的没有私利的机构，而是由一些非抽象的、有私利的人在运行。良好的愿望往往是违背了现实本身，只能在现实、人性面前败下阵来。比如，周正毅事件后“央行121号文件”的出台。当时很多人也是一片叫好，认为这样可以堵住腐败者钻空子的机会。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个文件反而把一般出身的人的发财路堵死了。因为那些想通过文件堵死周正毅之类的人太天真了。

    因为不管文件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约束如何，周正毅之类恰恰可以通过别的途径，绕过文件约束，拿到更多的实利。而一般人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文件出台带来的结果是堵死了一般人的致富机会，却给执行的官员更多的“寻租”机会。再比如“仇富”心理。很多人呼吁要限制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比如禁止住豪华房、开豪华车等。但实际上，应该意识到这种愿望背后的现实。因为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只要是正当途径赚到的钱，就应当让他们去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去花费。限制了有钱人的消费意愿的话，也限制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发挥、限制了他们继续发财创业的动力。高消费激励他们去努力工作，给更多人带来工作的机会。

    中国自从明清开始，基本上没有哪一件新鲜事不是由政府主导或垄断经营的，但也恰恰从明朝开始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我很担心刚刚发展的基金行业的前景。

    ◎记者：那么，是不是说出台一部法律，都要经过充分的认证，才能决定呢？

    陈志武：是这样的。就美国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来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总会有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出台一部法律约束一下，于是立法者举行多次听证会，但每次听证过程中，大家充分权衡利弊，最后还是觉得不监管比监管要好。于是决定不立法监管。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基金法》，应该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