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国、世界银行与IMF的筹建，后来一段时期中国就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在这段时期，中国不仅错过了发展的机遇，而且并没有按世界1／4人口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做出成比例的贡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许多方面讲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把中国从历来的不参与或被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策中扭转过来，变为主动参与世界主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到今天是中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与改善作贡献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也等于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

    ◎记者：中国还可以凭借什么方式，才能更好的融入到当今的国际秩序中？

    陈志武：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的思考软实力的培育问题。这就包括文化价值观上的趋同，以及制度上的优势。重视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让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这种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范例。假设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虽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你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世界的理解相似，两人非常谈的来，价值观及文化的取向趋同。好朋友之间如果发生问题、发生纠纷，比如你开车不小心把我的车撞坏了一点，肯定不用多费功夫就能处理，解决成本会很低。

    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意识形态价值观差距巨大，相互之间总是怀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我们很有可能会打起来，会滋生出很多不应该发生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趋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的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中国的软实力。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感觉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十多年，认识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对于友善、对于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同的，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也应该是评判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记者：在这样的目的之下，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是否就显得更加重要？

    陈志武：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作出各种承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以及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功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赖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

    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另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及，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类同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那样即使不提和平崛起，他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崛起。

    认同感是消除误会的基础。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一个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出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放在改进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更多的与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