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多样的。例如德国舍弗勒公司如果并购了中国洛阳轴承集团，就可能扩大洛轴的销售渠道，使原先洛轴的产品跨出中国，在世界很多地区进行销售；而产量和规模的扩大，又会带来采购方面的优势等，也让洛轴创造新的就业，让国家得到更多税收。

    不管是同业并购，还是投资基金收购，从根本上说，创造价值的原理是一样的。私人股权基金所做的，就是每天去研究，看有没有公司变成了不为股东利益考虑的低效机构，一旦发现有公司控制了有价值的资产而不会利用，他们就出手收购，对这些资产进行人事或经营上的重组，提升其价值，然后转手卖出。同业并购也是如此，当一个企业发现另一个企业控制的资产没有被发挥最大效用的时候，它就会对这些资产进行收购，使这些资产在自己的运营下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企业资产竞购里，谁出的价钱最高，就说明谁最有信心为这些资产带来最高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是拿自己的钱打水漂。并购过程意味着企业效率的提高。同时，消费者会得到更满意的产品，政府会得到更多的税收，工人会得到更高的工资，整个社会都会受益。所以某些人以产业安全的名义反对外资并购，其实是在出卖公众利益。普通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清醒过来，意识到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大众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不要轻易被利益群体的言论蒙蔽，到最后被出卖了还不知道。

    ◎记者：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是一个很坏的范例。很多人会认为，号称经济最自由的美国，对外资并购不也横加干预吗？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陈志武：确实，在这件事上，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为捞取政治资本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已产生很恶劣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是不是别人做了错事，我们也应该跟着犯错？是不是美国国会阻止了中海油的并购，我们也应该把凯雷公司拒之门外？这么做对中国更有好处还是更坏？很显然，正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更需要吸引外资，更需要自由贸易。不能因为别人“变坏”，我们也跟着“变坏”。那不是明智的做法。

    另外，中海油的案例，反映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太弱，这使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很容易成为当地政客的靶子，给他们提供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为什么国际软实力这么弱？是因为中国在海外的形象有些欠缺。具体说，主要跟我们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相关。这一点国内媒体讲得不多，但这是事实。所以中国企业要想顺利“走出去”，需要伴随着中国社会体制和国际形象的不断改进。

    ◎记者：2006年8月8日新的外资并购条例出台后，企业层面的操作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凯雷对徐工的收购协议就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您如何看待新外资并购条例对企业并购实务的影响？

    陈志武：影响肯定有，而且是负面的。最主要的结果是商务部的权力大大增加，以后外资并购的很多环节都要找商务部去批，官员们被“请客”、行贿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同时，为开展并购的中外企业增加了很多交易成本，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拖延时间。总之，企业并购的办事效率、交易环境又往后退了一步。不过这些措施往往挡不住应该挡住的交易，而不该被挡的交易却被挡住了，因为前者往往更有关系，而后者可能没有特殊关系。政府管制就是这样，往往管不住该管的“坏人”，但能管得死不该管的“好人”。

    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需要为本地的就业和收入负责，他们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帮助本地企业回避这些管制障碍。所以外资并购的新规则出台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地方政府，包括各个省、自治州、直辖市等，肯定不会遵照执行。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使得新的规定执行不了，甚至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