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的企业界、舆论界、乃至政府机构中，出现了一股要求限制外资的呼声。其理由是：如果不对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外资加以限制，将对中国的产业安全造成威胁。反对外资并购的潮流由什么力量驱动？这将对今后的外资并购实务产生怎样的影响？

    ◎记者：谈到2006年的外资并购大争论，我们首先想到一个问题：同样是外资，为什么大家对外商直接投资很少反对，而对企业并购就有那么强烈的抵触情绪？

    陈志武：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洋务运动以来，由于受农业社会思维的影响，有一个倾向，总觉得需要引进“科学技术”之类的硬成果，而不需要外国的管理和文化等软成果。这样来看，工业企业到中国投资是一举两得，既带来了资金，又带来了科学技术。相比之下，如果外资进入到服务业或管理业，似乎不能增加什么“技术含量”。所以我们的对外开放往往欢迎制造业企业的直接投资，欢迎他们来设厂，而不欢迎金融投资。

    从境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刚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金融投资者往往很慎重。像私募股权基金、开放式基金等，这种金融型的投资者往往是“被动的投资者”，不是直接投资者，主要提供资本，而不提供技术，基本不会派人到投资项目里直接经营管理。由于如此，他们更在乎当地的法律环境、公司治理环境是否足以让他们放心地把钱交给当地企业去使用。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境外的投资基金由于缺乏安全预期，不愿意到中国投资。

    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型外国企业已经很多，很多产业的投资空间越来越趋于饱和。另一方面，外国的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也发现，中国的法律环境和商业环境跟10年、20年前相比已经改善了很多，这足以让他们放心地把钱投进来。所以在过去一两年，私人股权基金和其他金融型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出现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这是2006年出现外资并购争论的重要背景。

    ◎记者：在您看来，反对外资并购的声浪主要是由什么力量驱动的？是利益驱动还是观念驱动？

    陈志武：应该说两方面都有。在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教科书中，直贯穿着某些反西方、反市场原理的观念。例如，市场交易不创造价值，只是买卖双方你赚我赔的零和博弈；西方国家的强盛，是建立在掠夺和剥削殖民地财富基础上的；外国的资本进入，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略；如果不在经济领域保持本国企业的优势，就将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丧失经济安全和政治独立等。这类观念经过长期灌输，已经在多数人的头脑中扎下根，成为他们观察和判别事物的标准。

    而企业并购作为一种商业竞争行为，总会出现某些利益受损人。例如管理层，发生并购后很容易被撤换，他们要保饭碗，得到自己的职权；再如同行业的厂商，他们担心出现一个效率更高、实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再如政府的行业主管官员，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审批权。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反对外资并购或为其设置障碍。但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只能借用国家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的名义，否则不可能获得支持。而普通人对外资并购的利弊很难把握清楚，他们用以判断这种现象的标准就是那些被灌输的错误观念，或者很容易被那些“国家经济安全”之类的口号迷惑。所以，在这类口号的感召下，反对外资并购的声音很容易成为一股潮流。

    ◎记者：那么外资并购的好处究竟是什么？记得您谈论过投资基金并购对提高中国企业效率的作用。如果不是从投资基金的角度，而是从同行业企业并购的角度看，外资并购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陈志武：从形式上看，无论同业产业资本的并购，还是投资基金的并购，可能带来的好处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