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频频重磅出手，以挽救本国脆弱的银行机构和脆弱的市场信用。这些措施是否隐藏着新的隐患？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压力和机遇？

    ◎记者：现在，美国、英国等国政府纷纷出手救自己国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他们动用了巨额资金。这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问题？

    陈志武：一定会出新问题。譬如，美国政府的公债约为GDP的71%，西欧国家的公债也都在60%左右。这些国家的政府给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担保，注资使之成为国有持股银行，银行存在的呆坏账将转变为国家财政赤字，最后有可能转变为国家的财政危机。一旦财政危机出现，政府就没有太多选择了，或者大规模加税，或者牺牲未来的经济建设机会去供养财政赤字和国债。最后，这又反过来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到底能不能继续增长，失业率能不能够降低等这些经济问题，会阻碍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只是现在到处都是火，先救火再说。

    ◎记者：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重新抬头，金融等产业的国有化趋势，会对欧美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体制产生怎样的后果？

    陈志武：对美国来说，入股银行、救市只是过渡性的安排。美国历史上也多次这样做过，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当时美国的第7大银行——“大陆伊力诺依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在德州等地呆坏账太多，出现潜在的挤兑危机，结果，联邦政府接手其80%的股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也接管过很多银行，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1932年由联邦政府成立的“国家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不仅给处于危机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贷款，而且花了1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00亿美元）买了近6000家私人银行的股份。

    但是，美国的救市或者由国家控股私人企业，有两个特点：其一，只是在危机出现并且其他补救方式都无效时，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接手并由政府经营企业、银行，不是与民争利，也不是通过政府经营来实现“均贫富”，只是解决危机；其二，一旦危机过去，市场信心恢复并进入正常运行后，美国政府就从那些国家持股的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中淡出，将股份转售给私人或私营企业。这种救市所引起的国家持股，跟当年中国和苏联进行国有化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由国家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而是在危机时为民间市场力量提供援助。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欧洲所尽力做的，只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重现，没有其他方面的调整。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理念呢？肯定不是。没有了解人之本性的人会认为这证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是人类的重新选择，我们以前的教训、苏联的教训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今天还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样有一个没有政府影子的绝对自由市场。在传统社会以村、以局部地区为核心的市场中，由于各地市场相互影响小，一地市场出了问题，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后果再严重也危害不到全社会。现在，不管是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各地区市场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它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太多的公众利益。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必须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