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入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当然，如果政府干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代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权力增加很多的同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些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看到，在关键时候，政府不救市会有很大社会成本，但救市有好处也有道德风险，两害相权究竟谁重？谁轻？由谁来判断？作出判断的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构保证其公正客观？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场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记者：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波对亚洲有多大影响？亚洲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呢？对那些实行开放式金融市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呢？

    陈志武：这次金融风暴对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总体影响有限，只有少数银行受到冲击，包括日本受到的直接影响到目前还有限，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融市场是受影响最大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亚洲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银行之外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都不发达，像企业债券、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不管是在中国香港地区，还是在日本、新加坡，都不是很发达。企业融资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再就是股市。

    正因为如此，不管是亚洲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总体上很难获得很高的借贷杠杆率，其金融交易结构也很简单，金融交易复杂度非常有限。比如，中国的银行业收入近90%是靠放、存款的利息差而得到，说明它们还基本停留在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上。

    ◎记者：这些年来，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在努力纳入全球金融市场。这次危机的发生，会不会使得“金融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

    陈志武：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为什么亚洲国家都只能够以制造业为主，并且都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本国的内需发展？这和金融行业不发达关系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虽然日本、韩国的制造业非常出色，但在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之后，都没能实现从生产带动型到消费带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金融体系都是以相对传统的银行业为主体，而不是更广泛地涉及个人消费借贷、个人住房借贷、企业借贷的债券市场，融资能力和金融交易的深度都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层面。

    其结果之一是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很高。个人和企业无法通过不同的金融交易把未来的不确定性、把未来的风险规避好，因此，个人、家庭和企业无法放心大胆地消费，而是只想到储蓄。

    在金融市场、各种债券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依赖非常高的储蓄率从事制造业，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便宜的制造品和消费品，而自己本国的消费难以上去，这种靠出口、靠制造、靠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亚洲最普遍的模式。

    如果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就必须鼓励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开放。

    ◎记者：目前的“全球救市”会对中国近一两年的经济有多大的直接益处？

    陈志武：最直接的好处是，这些国家接下来的经济不会变成大萧条。所以，尽管下面两年，我国的出口增长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各个国家政府联合起来救市，就使得中国出口市场的增长速度不至于出现急刹车，这当然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支持。

    ◎记者：中国该充当怎样一个角色呢？有人认为，我们和美国是拴在一起的蚂蚱。如果美国国债大跌，对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