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府遵守铁板一块的政策，包括要求各地知识分子、官员等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问题有同样的看法，那会很难，也不应该。要求地方100%听从中央、不能讨价还价，这不仅不现实，而且必然意味着各地方无法保护当地人民的利益。目前的这种高度管制、依赖审批和要求地方完全服从的治理模式，代价很大，让地方做出太多牺牲。更理想的情况各地有权争取本地的利益，这是基础性的权利。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当地的银行分行吸收农村存款，再把多数资金抽调到城市，地方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机会损害很大。在中国，湖南和上海和内蒙古的差别，甚至大过一些国家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绝对的一致和服从，往往是以地方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和地方的绝对牺牲为前提的，得到极大好处的是大城市。这是促成城乡差别、地区间差别的制度性根源。

    目前中国面对的挑战不少，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仍存在极大的误区。过去28年，虽然大中小学教科书已有了一些改变和调整，但像政治经济学等教材还远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所教育的价值观严重陈旧的问题还并没根本改观，法治、自由、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还没有深入人心。这最集中的体现在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对世界和外国的看法上。比如，一有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还是“靠政府加强监管”，还有就是继续深信“天下为公”这种听起来潇洒，但实际上误导人的口号。这个“公”是什么？把我们自己的财产和利益都交给这个“公”之后，控制这个“公”的人凭什么不会“假公济私”？在没有确保“公真的是为公”的制度架构之前，为什么我们还要天真信仰“天下为公”？

    依照语言学、人类学的逻辑，一个人平常所使用的术语基本能反映他的思维方式。如果是这样，当我们看看现在国内讨论许多热点问题时所用的语言，你会发现人们还是从剥削、从剩余价值来理解所有经济现象，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未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和旧思维。

    比如，大国崛起的问题，我们被教育说西方大国都是靠掠夺和剥削起家，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和西方接触，现有的工业体系，电力、电话、石油等公用工业，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股票和证券，还有制造业等，无不来自西方，但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不会看到西方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以及社会文明多方面的贡献，以往只会片面强调苦难、伤害等负面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到今天中国企业也走出去时，这就变成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剥削，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给别人贡献。这难道不矛盾吗？这样一种情绪化的、明显带有双重标准的世界观，恐怕不能支撑起中国的崛起。为了让中国社会长久持续稳定发展，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教科书都必须改变，许多过时的东西应该改掉，与时俱进，否则会为未来的中国留下后患。

    ◎记者：作为学者，您肯定有在学术方面的更高目标或野心吧，您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会否分散您在这方面的精力？

    陈志武：客观的说，这确实是一个烦恼。对国内的问题发言，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献、做研究，很花时间，而且国内的事情让人头疼的地方太多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很痛苦。事实上，纯理论研究也让我陶醉，我喜欢数学，有时看到别人做的很漂亮的数理经济模型和数据，也觉得那的确是享受，很想再回头去做。但即便现在的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受到影响，我的收获还是很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正在经历的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能有机会见证、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这样的巨变时代，并就其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做深入研究，有这样的机会，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