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生得逢时呀。有许多由中国转型引申出来的学术问题是在成熟社会里想不到的，我的这些投入会让我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实际上，我感到自己的学术视野已经受到非常积极的影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

    ◎记者：在您看来，学者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不偏不倚？

    陈志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多数学者选择投身于学术研究，无疑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他们的道德情操普遍会很高。但学者也是人，有家人和小孩，要养家糊口，他们给企业或其它单位做咨询、做参谋时，当然应该得到收入，不应该是免费服务，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不过，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在学者公开针对涉及具体公共利益的问题发言时，应该披露是否跟相关利益集团有利益关系，有没有经济利益在其中。只要有这种披露，读者和听众可以自己做出判断，就可大大减轻潜在利益冲突。显然，如果因为有潜在利益冲突就完全不让他们发言，那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往往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但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人，应该回避跟企业的经济关系，不能收费，包括出席会议发言时，他们不应该收红包之类的东西，他们已经拿着国家经费和工资，更掌握行政权和政策决定权，利益冲突会太大。像国务院下属的智囊机构，不应该一边拿着政府的钱一边又为企业做咨询，甚至帮助企业游说来影响政策，这是不可饶恕的。在美国，证监会的人被请吃饭或开会时，是一定要给自己的那一份付帐的，更不会收红包，就是怕出现利益冲突。

    ◎记者：公共利益往往具有模糊性，容易被滥用，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声音如何得到表达和体现？

    陈志武：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很少，湖南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可能影响不大，所以公共利益的事情不会太多。但现在不同了，经济全球化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到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此之广，不要说官员、学者、业者，就连个人的吃住行都会影响到公共利益，就要求社会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不能靠强势者的善意，不能只指望道德发挥作用，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刚性架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进行决策的民主化建设，允许广泛且不受限制的讨论，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会冲突的谈判和解决机制。

    ◎记者：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志武：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科技，但我很早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的制度保障问题。可是在1986年初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了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今天的成绩恐怕是很有限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志武：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在过去150年里为多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方便。不仅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问题。相比之下，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