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的时候，这条收入的渠道就基本上被堵死了。

    于是矛盾就此出现，如果我们把钱花在教育和医疗上，让上学与看病的费用降低下来，无疑意味着普通民众收入的增加，然而这样的投资回报却是缓慢而隐性的，但如果把钱花在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钢厂船厂等大型工业上，效果无疑是明显而迅速的，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也更明显。

    正因为如此，才有无数主流经济学家不断呼吁，要求经济转型，要求不断投资大型项目，其利益的着眼点立足于眼前，却忽略了千秋万代的民生问题，其带给经济的损害与刺激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在民众收入迟迟不能提高的问题上，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国企同样未能尽责。

    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的国有企业每年都要丢失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而就业恰恰是影响民众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其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实在是少的不成比例，反过来看，尽管我们对民营企业的投入寥寥可数，民营经济却仍然默默地提供着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民众的收入因何迟迟不得增加，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因此，解决经济内循环不良的关键，莫过于让民众先富裕起来，全面回归从生产到消费的旧有经济模式，由国家强制向民众提供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或产业，当所有人的收入提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解决了民生问题。

    这个方案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这种方案却是要以经济增长放缓为代价，因此，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更有力、更长久的经济增长引擎，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3.4：增长引擎在何处

    我们又一次站在了风头浪尖，只不过这一次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出口、投资、地产以及生产力提高，凭借着多方面的拉动，经济甚至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一跃而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充当了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凭借着这一点，世界的目光自然聚焦在中国。

    然而，当我们对这种高速度的发展进行考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其增长的基础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摧，而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就更加显得摇摇欲坠了。

    拉动我们经济高增长的因素无外乎两条，第一条就是加入tO后的刺激作用。

    当“中国制造”的神话响彻全球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充当“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只要我们的商品还能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市场，就足以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增长。

    第二条因素说起来颇为耐人寻味，严格地说，它并不单纯是以生产来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一种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即以资本炒作的形式来实现财富再增值。

    这条因素就是在过去10年中甚嚣尘上的房地产浪潮。

    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来自于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在最近几年中，我们频繁地谈到城市化的问题，许多人甚至还没有弄清楚城市化的原因所在，便已经加入了这场讨论之中。

    所谓的城市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过程，既有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有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前者代表了数量，后者代表了质量。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尽管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人口以几何数级的速度激增，但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这种变化并不明显。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每天都在发展，我们的楼越盖越多，价格也越来越高，然而这种不断增长的价格，却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无法承受了，不要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即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