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公义、永远的信实、永远的爱、永远的怜悯和永远的拯救。人能把自己交托于谁？交给变化无常的人吗？不，是交给永远爱人类的上帝。只有当人与上帝的道同在时，人的心才会处在正确的状态，只有当人与上帝同在时，人的心才能平安，平安中的人，就象李百义一样，“不是怕死，而是怕不公，不是怕别人不公，而是怕自己不公。”(76)李百义安然地说：“我交出了我自己，让命运引导吧”。(77)四、相信、信仰，顺从真理而不是顺从人。那我相信什么？相信法庭吗？不，如果相信法庭，那我早就自首了。自杀吗？我凭什么，我有什么权力杀害自己？如果自首，就是等于把自己送出去，让自己被杀掉。“这里有两个问题：你相信别人的审判吗？你相信自己的审判吗？”(78)无论在汉语文化资源还是在基督教文化资源中，这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不同的是，在汉语文化资源中，问题容易被回避、绕开，人总在真正的问题之外超脱着；而在基督教文化资源中，问题显明在你心里，叫你无法绕开。当问题在两种文化资源中都不好解决时，李百义认同了基督教思想资源，他首先选择了直面，然后选择了顺服。是他的女儿帮助他跨过了最后一步：“让我完成了最后的顺服”。(79)这个顺服是向谁顺服？向人吗？向法庭吗？向自己吗？不，是向永恒的真理顺服，是向上帝顺服。顺服，是向心中的上帝。“我的法庭在我的心里。”(80)除了上帝之外，世上别无公义，除了向上帝顺服，别的选择都可能出错。顺服的一个前提是面对上帝的觉罪、认罪和悔罪，是忏悔，是净罪离。(81)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有了相对的人生自由，有了相对能够安静下来的时间，有了对人生真相予以思考和自觉体验的起码可能。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神性的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强硬拒绝人道、断然否定爱、默然无视灵魂的时代基本过去，人们有可能对灵魂予以反观了；二是现实的无理、冷酷和灾难让人们对天理倍感渴望，所谓神者，天理也，永恒之道也，中国人也想和全人类共同拥有天理，共同享受永恒之道的赐福与保守。

    发现神性的人就是发现人的神圣性，就是发现永恒真理，就是发现上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