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形式，它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作家的存在意识、生活态度等。余华、马原、格非等想从方式上来解构传统。他们不要意义，不讲故事，不写人物，“不”是他们的态度。这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虽然这些方法都是借来的，但它改变了传统作家精英分子的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事隔不久，他们便成为文学的主流，而他们也置换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

    在理论界，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识彻底苏醒了。他们摆脱了十七时代的政治评价标准，重新来认识二十世纪的文学，并提出“重写文学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陈思和、王晓明新“重写文学史”这一思潮引向深入，他们希望带来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趋势”(10)。而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则把研究的视角引向世界。

    应该说，这些精神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崛起，呈现了一种启蒙的精神，是“五四”启蒙精神的一种延续。但“真正将新时期作家启蒙热情推向极致的”“是以赵瑜、胡平、张胜友、涵逸、麦天枢、李延国、贾鲁生等为代表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家，他们以近乎‘神圣的疯狂’对现实进行着毫无遮拦的批判，其对中国命运的焦虑溢于言表。”(11)他们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在上世纪80年代，与先锋派创作并行或者稍早一些的寻根小说在当时承担了一种“寻根”的使命，但是，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伪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事实上，在这次大寻根行动中，这些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五四”以来的小传统，他们很少走进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精神里，所以这些文学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

    与此相同的是另一股文学思潮，即稍后发展起来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其实是借了一些先锋派的手法(从文本上)，对现实进行了一些个人化的描摹，将先锋派与现实主义进行了中和，这也是一种伪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作家在后来大都流俗于大众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缺乏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和精神向度。

    6、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知识分子的狂欢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可以说是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都暂时进入集体沉默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来临，大众文学兴起。

    大学的扩招、学科建设的升温、学位与职称热等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它带来的是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大量制造文字垃圾，对于文学来说，最主要的是疯狂复制文学史。大学教师以研究者的身份开始干预当下的文坛，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只是出于研究的目的，缺乏必要的批判。用鲁羊的话说：“大专院校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缺乏热血与生命’”。

    欲望化是整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主要倾向，描写欲望或给欲望正名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比比皆是。“新写实主义”和流行文学在这个时候承担了关于“人性”的解说，“人”被重新解释。“作家也是人”，“知识分子也应该富起来”等等言说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大小报刊均可以看到这类言说。值得分析的是一些“另类文学”：“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是当时文学中有主要倾向的几个思潮，他们标榜新颖，以与正统文学相对立的方式出现，表面上看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但究其实质，仍然属于伪自由主义。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炒作，想在低迷的文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文学理想方面缺乏必要的构建，或者说，缺乏必要的形而上的善的意志。

    “80后”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另一股热潮，而且今天仍然在持续。一群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孩子在叛逆的性格鼓捣下，在媒体的怂恿下，在市场黑手的操纵下，在急于成名的心情中，终于集体亮相了。韩寒、郭敬明、春树等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