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代表。他们的作品大都很浅显，没有多少文化的积淀，读者也大都是中学生。

    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影视艺术的狂轰滥炸和网络文学的席卷而来，使精英文学和处于边缘的自由主义文学处于隐忍的态势。一个靠媒体来炒作和控制的时代来临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来临了。各种网站兴起，欲望化写作又一次被夸张了。

    这是一个被称为“众生喧哗”的时代。主流语言便是欲望、解构。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自称为“纯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文学期刊，表面上他们仍然在坚守文学的严肃阵地，其实，已经成为大众文学的帮凶。朱文说：“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开会、做笔记的腐尸”，批评的就是自以为“纯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一群把持着文坛的官员、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精英文学？在一个摹写欲望的时代，欲望便是旗帜。那些纯文学或精英文学只不过是在重新解读欲望而已。从文化的深层内涵来看，缺乏的仍然是深邃的人文精神、形而上的哲学构建。无怪乎最有权威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很快就无人阅读了，而“茅盾文学奖”也渐渐地受到人们的质疑。韩东如是说：“‘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如果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这一时期被谢冕称为“后新时期”(12)，具体表现为“(1)‘人’的主体已失落，文学变得越来越注重表层的形式技巧的把玩，其意在拆解新时期文学的深层结构，不少文本不仅反对传统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嘲弄或戏拟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原则……文学上的反功能主义已达到了某种极致；(2)新小说的崛起扬弃和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对一种世纪末的‘平民意识’的弘扬，并在某种程度上填平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13)。

    7、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的自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政治中的大事件集体沉默的情况下，对文学中的一些主题倒是相对表现出了热情，产生了几次影响大的讨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到“二王”与“二张”的对峙，对余秋雨的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等等，这些讨论将知识分子这一主题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使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渐渐地清晰了起来：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坚守什么样的立场？

    学术界都认为，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发端于以王晓明为首的一批上海学者，认为是他们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危机”：“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商品化的潮水几乎要将文学连根拔起”，“我们必须正视危机，努力承担危机”。但实际上，这一危机早在创作界已经开始触目。张炜早在1993年3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抵抗的习惯》，随后，张承志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更为激烈的《以笔为旗》，文章所指正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的大热闹突兀地收场了。八年前或更早就被同道们欢呼的新时期不仅旧了且已进了古董铺。肉麻地欢呼黄金时代的人，庄严地总结新时期的人，‘东施’抹上了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文学界的乌合之众不见了。”(14)

    随后，《读书》从1994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精神寻思录”的总题下陆续刊发了5篇来自上海、南京等地学者的对话录，《文汇报》、《作家报》、《文论报》、《东方》、《上海文化》、《探索与争鸣》等报刊则相对集中地刊载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大讨论。

    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其实正是对知识分子本质的探讨，也是一次寻找知识分子的大行动。在这探讨中，谁是知识分子？谁是真正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