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了另一个例子萧乾，说“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面前，都是次要的”。很明显，王彬彬是将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王蒙先生置于知识分子之外的行列里了。王蒙触犯众怒之举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那篇名为《告别崇高》的文章，该文对王朔亵渎崇高的痞子文学大加赞赏，结果招来批评无数批评。为了回应批评，王蒙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人文精神偶感》一文，抒发他对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感想，他向失落说发问：“失落前是何态势？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可是，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如同李扬在其著作《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所说的那样：“这场讨论反映在文学界就成为两种创作立场的交锋：一种作家采用顺时应势的创作态度，无论是立场的确定还是题材的选择，都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而变迁，因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这类作家总是弄潮儿；另一类作家则是无论时势怎样变迁，他总是沿着自己的故有行为逻辑前行，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但他不为所动，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对现实的批判态度。”(18)

    在这场讨论中，鲁迅又被拿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参照系。鲁迅究竟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在第一节里就已经论述过，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他们的言论及知识分子精神得到主流的承认和拥戴后，这种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便变了，或者说他们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主流化了，于是，他们也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象征。如早期的孔子，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上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但是，在儒家思想得到封建帝王的重视和独拥后，儒家便成为主流精神，同时，孔子也便成为主流精神的象征，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老子也一样，他一直站在社会的边缘，道家思想也便一直是一种边缘思想，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明的真正的自由精神，也就是自由知识分子精神，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道家精神也会有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在儒释道合一的时代，道家精神实际上也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西方的苏格拉底和耶稣也一样，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都与孔子、老子一样，是自由知识分子，但是，在他们死后，他们的精神整个地复活，并得以发扬光大，他们也自然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象征。鲁迅事实上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在生前，他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冷酷地批判着当时的社会和整个中国的文明，他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孤立无援，而在他死后，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所拥戴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便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为何他们会成为这样一种既可以是自由知识分子又可以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人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他们身上毫不妥协的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超越个人得失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如果用这样一种精神来判断当代作家中知识分子时，我们就会发现几乎难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就连一直对知识分子持讽刺态度的王朔在后来也说：“说到知识分子，我认为鲁迅可以算一个，我认为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并且可以颠覆现存的整个文化秩序，那才叫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只是念过一大堆书的人，我觉得那叫‘知道分子’，我攻击的知识分子就是这帮人，只不过那时，我没有想到‘知道分子’这个词，所以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我愿意今天更正”。(19)这种转变与认识其实也是有赖于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它使人们真正地认清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这种立场并非简单的批判的态度，知识分子也并非是那些博士教授们，知识分子是一种精神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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