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论：知识分子的分野

    如果说，九十年代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一次内省的话，那么，发生在稍后的诗歌界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便更进一步了。在这次争论中，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被认同，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也逐渐被理清。

    由于1996年之前的人文精神的探讨，使当代作家和评论家逐渐理性起来，1997年夏天在福建武夷山召开的“当代汉诗国际讨论会”便带有了浓厚的“学术”色彩，当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与会人员大多也是批评家或大学教师，带有明显的对当代诗歌的批判意味。也许正是这次会议埋下的伏笔，在1999年4月北京平谷县召开的“盘峰会议”上，发生了“民意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

    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按照西川、陈东东早在1988年刊印的《倾向》1期编后前记中所说：知识分子写作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它应该建立在“理想主义信念”、“使命感”、“责任感”和“少数”等思想基础上。显然，这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论述中，这种立场更为学理化了。他们对朦胧诗歌、平民诗歌产生了不满，同时也对九十年代诗人所面临的不同境遇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分析，指出，“知识分子精神与写作之间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时代恰恰是诗人担负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使命的主要原因”。(20)

    要论述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恐怕还得先说说流行一时的“个人写作”。持此论点的是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程光炜、崔卫平等人。崔卫平认为：“个人化的写作意味着写作不再依据任何外部的指令，意味着不再配合什么。”它“标志着独立作家、独立诗人的成长、形成。这种独立也不是不加限制的。”王家新提出，个人写作应该建立在“差异性”之上，要求诗人经以个人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21)肖开愚说个人写作应该在“个人和世界之间”，强调“理想的诗歌形式，自我探索，社会责任感”三个方面。似乎是在讨论个人写作时，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已然确立，这种写作的精神已经与八十年代的群体写作有了明显的区别，而且也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平民化写作保持了距离，提倡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将这一倾向充分表达则是1998年3月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90年代诗歌》一书的出版。它似乎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一次划定。它的出版使很多诗人不满。按照后来于坚的批评，很多诗人如北岛、周伦佑等诗歌被遗漏了，而且他极其不满程光炜等对“90年代诗歌”秩序的排定。与此同时，由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出版，形成了对立。这就自然导致了1999年的“盘峰会议”，从而引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争论。

    那么，“民间立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难道它与知识分子真的是两相对立的吗？为民间立场而摇旗呐喊的有诗人于坚、韩东、沈浩波及评论家谢有顺等。于坚还是为其“口语诗”进行新的清理，他强调一种“神性写作”，并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西化的结果。韩东说：“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民间的概念是自足的和本质的”，类似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经典命题。(22)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进行更进一步分离的是谢有顺，他把“知识分子写作”过多地归结为一种“虚构的经验”和“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的边界”，而把“民间立场”描述成既关注“形而上的问题”，又(而且是重点)关注最琐细的日常生活。

    针对上述“民间立场”的论述和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批判，王家新、西川、唐晓渡等又提出了批判与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