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但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举例，现代派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卡夫卡、萨特等人就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艺术上有许多可取之处。不能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看成是唯一的文艺创作方法。意识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派的创作方法也有一些可取的因素。(6)今天看来，柳鸣九的这些观点已经不足为奇，但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这样的观点是很前沿的，需要很大勇气，在当时有开一代新风气的意义。此后，一些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刊发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比如《文艺研究》、《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新时期之初最早的这些文章往往是以知识普及和介绍为主要目的，虽然其后的一些文章开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性质进行探讨，但仅仅是局限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加之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要地位，所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影响范围不是很广，但是它为国人揭开了现代主义的面纱，让国人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这些文章的作者一般是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员，而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袁可嘉、柳鸣九、朱虹、汤永宽、陈焜、董衡巽、高行健、冯汉津，等等。

    较之此前的文学潮流，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运用了全新的艺术手法，比如隐喻、意识流、荒诞、精神分析、变形等，往往表达的是作家对于人的非理性层面的探索和终极意义的思考，这就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前的文学主流是现实主义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理论。文学社会学批评占据了批评界很长时间，用它再来规范评价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显得很难，其可能性甚至令人怀疑。所以，在80年代中期，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涌入了中国，我国理论批评界对于新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们很快接受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新方法并广泛运用，如精神分析学、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这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理论批评界的“方法热”。这次“方法热”中最早“热”起来的是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在80年代初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自我与本我》、等就进入了中国，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弗洛伊德研究和讨论的热潮，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译作、著作大量出版。(15)文学理论批评界纷纷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我国现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人物心理深层的分析阐释。紧随精神分析学之后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以皮亚杰的(16)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论于80年代进入中国，这一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于文学独立性的强调。而新批评则因其与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潮中起到了冲击传统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传统文学批评模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到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至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我国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逐渐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取代，文学批评则又受到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

    此后，中国国内开始“清除精神污染”，从1983年底起，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就逐渐沉寂了。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却一直在默默继续，这一时期的出版社仍然在出版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观念上接受了现代主义，把它看成当时世界文学中最具时代性的思潮，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于是，1985年前后出现了被评论界称之为“85 新潮”的创作潮流。一批新的作家迅速登上文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