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由于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角度和重视程度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日常生活主题存在着一个逐渐衍变的过程，日常生活作为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人反窥自身在现代文明下的欲望与精神的一种载体出现。文学对人，尤其是对于个体生存的关注确实大大地加强了。从80年代到现在，文学在日常化的表现中对人的精神的发掘表现也经历了随时代主潮而嬗变的轨迹。80年代，人追求自我精神和社会价值，但90年代以后，人的理想与精神追求却在不断丰富的日常化物质享受中渐渐磨蚀减损。

    (一)1980年代：日常生活的还原和人理想精神的追求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还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消减的时期。撇开政治权利意志对文学的控制的过程里，作家努力还原着日常生活的本真面目，同时也使得人在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将非日常生活的氛围从日常生活的头顶上完全驱散，或者将非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地割裂开，都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分量，以及它自身的特性。

    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谌容的小说，这篇小说将主人公面对工作与生活、事业与家庭的双面夹击，所感到的疲倦和无奈真实地刻绘了出来。小说中的陆文婷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医生，手术台上的成功和事业上的成就感显然是她生命存在的最重要意义，相比之下，家庭、孩子、丈夫，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成员关系则成了结不开的绳结。文中不时地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绪，在描写即将出国的刘学尧夫妇邀请陆文婷夫妇参加的聚会上，作者借刘学尧的口破解了这种情绪的由来：

    刘学尧眯起眼，似醉非醉地说：“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是个无名医生，可我不敢忘却国家大事。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熬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刘学尧长长叹了口气说，“像你吧，几乎成了无业游民。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一个错误的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耽误，是小说埋藏在深处的最坚硬的伤痛。但比起当时矛头直指“文革”对人的精神迫害、心灵践踏的“伤痕小说”来讲，的不同在于它并没有把陆文婷的精神重负完全归结于“文革”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创伤上，生活本身对一个人施加的压力并不比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压力轻。陆文婷在文革中并没有停下工作，相反，因为丈夫傅家杰的实验室被封，科研课题被取消，“每天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二点上班，三点下班。他整天无所事事，把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都用在家务上了。一日三餐他包了，还学会了做棉裤、织毛衣。这倒使陆文婷免去了后顾之忧。”特殊年代形成的家庭分工反而造就了陆文婷作为眼科医生的成功，家庭不会为哪一个人着想，而人面对家庭便意味着必须做出牺牲，如果要牺牲的不是事业，那必定就是体力甚至健康。文革结束后，既承担着病人的重托，又背负着家务重担的陆文婷被累垮了。“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园园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