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游移不定的创作姿态，成就了作品丰富多彩的主题意蕴，也赋予了作品纷繁复杂的情感体验。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文本。作品的主人公白嘉轩为了维护儒家文化的精神和秩序，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但是，时代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冲击，人性的解放，将他所极力保护的东西击打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白嘉轩只能在“世事变了”的喟叹和“气数已尽”的无奈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不光是白嘉轩，就是具有圣人气质的朱先生、具有仁义品德的冷先生、知恩图报的鹿三，也都只能眼看着他们曾经引以为荣的一切日薄西山、渐渐远去。作为作家的陈忠实虽然以魔幻手法虚拟了白鹿精魂的存在，但他也深知这些在中国农耕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精英人物”必定无力挽回被大浪淘沙般洗涤着的旧式的一切。最终，他怀着大势已去的悲凉，无奈地传达了“仁义白鹿村”气数已尽的深切感受。而读者则在他所渲染的“灯油耗尽、大限已至”的悲剧氛围中品味到了一种彻骨的悲哀。李锐的《旧址》铺陈了同样的悲剧气氛。李氏家族的拯救者李紫痕虽然自毁容貌、牺牲青春、百折不挠、殚精竭虑地想要维护家族的血脉和曾经拥有的辉煌，但是时代的风云激荡最终无情地吞没了李氏家族的最后一线母性之光，毁灭了李紫痕挽救家族的宗教般的信仰，使这个已经在世上存活蕃衍了百代的名门望族最终灰飞烟灭。作品以委婉曲折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触动了李氏家族所经历和感受的“气数已尽”的绝望与悲哀，使这部特征明显的“文化寓言”浸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3、最后一个拯救者出场

    前文已经述及，90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面对已有的价值、秩序、精神和品格分裂与崩溃时是茫然无措的。当这种满怀的忧郁和辛酸积郁成块垒时，愤懑的心情必定要借助文字、借助自己对历史和家族的想象来宣泄和发散。于是，怀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作家们倾心塑造了一系列试图力挽狂澜的“最后一个”。如“最后一个先生”、“最后一个圣人”、“最后一个长工”、“最后一个圣母”、“最后一个清醒者”、“最后一个商人”等。在这些人物身上，寄予着作者的殷切追求和终极理想。如朱先生、白嘉轩、鹿三之于陈忠实，李紫痕之于李锐，“傻子”之于阿来，康芴南之于成一，尚达志之于周大新。但是，由于作家们精心打造的“最后一个”既不能代表“历史的必然要求”，(恩格斯语)又不能诠释其行为本身的“正义性”，他们便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社会进步中的“异己力量”。他们以其行动天然的“滞后性”代替作家们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实现心中滚动的热望，只能是空有奋斗的热情而无明显的实效，他们在出场之时就已经披上了滑稽与失败的外衣，因而也只能在心血耗尽、乾坤依旧的悲叹中黯然地退场。于是，他们命定的成了可笑与可怜的一群，带上了特定的悲凉色彩。进一步说，作者是让其主人公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化过程中突显其悲剧色彩的。中的“傻子”虽然被作者赋予了高于聪明人的智慧和能力，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建功立业，但他所维护的必定要灭亡的土司制度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遗憾，纵有千般柔情，也只能眼见曾经强大、美丽的家园毁于一旦。这是人物的悲哀，更是作者的哀叹。对于“最后一个”的虚弱与无力，陈忠实也是非常清楚的，于是，他不惜笔墨、满怀惋惜地书写了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他们的“奋斗行为的可行性与奋争目的的不可能之间的悖反性”［20］和“他们的奋斗激情在一种无可维持、无可复苏的古老的家族文明、过时的农耕文化、陈腐的人伦体系中不断弱化、不断损耗直至磨蚀殆尽”［21］的具体过程，从而赋予了人物无可争议的悲剧精神。可以说，白嘉轩的忧患意识与作者的心绪迷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白嘉轩没有找到维护已有秩序的有力武器，陈忠实也没有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