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在近三十年的文学书写中，长篇小说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聚焦。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在“文革”期间可说是已跌落于人生绝境：郑百如对她的野蛮占有与虐待、父亲对她的“嫌恶”、姊妹们对她的误解，特别是心爱的金东水对她以生命付之的爱情冷酷拒绝，几乎成为她的致命打击。但她毕竟不是旧时代任人宰割的弱女子，首先是她具备着独立的、现代的人格意识，所以她才不怕流言诽语，既在被孤立之中仍然坚定地留在葫芦坝，追求真爱；面对着各种命运障碍和外来压迫时，反激起了潜藏于她精神深处的斗争勇气；但她并不自私，揭开郑百如的真面目，决非一己报复，在追求个人幸福之外，她更有着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有着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弘扬真善美的追求，有着宁可毁灭也不愿屈辱苟活的刚强，有着对“新生活”无限向往与憧憬及其实现的无边力量，有着超越于“吃喝穿戴”之外对“幸福”的精神化思考，有着趋向时代进步潮流的潜在自觉。在对爱情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追求中，许秀云在精神方面实现了由“弱女子”向“女强人”的现代转换。当然，这种转换并不彻底，在她的性格内核深处，还有着对传统人格优质性的依恋和对现代人格未知性的质疑。

    与之相比，中“芙蓉仙子”胡玉音对现代人格的追求更为执著。尽管她有着与许秀云同样坎坷的爱情遭遇和命运挫折，但她超出后者之处在于，1960年代，她已经在芙蓉镇上开办了“米豆腐摊子”，这实在是妇女主动走上经济舞台的“自我亮相”，它不仅象征性地推翻了“女主内”的先在规约，而且培养了她的精明、热情，心里燃烧着对生活的热爱，这也使她在面对着“倒行逆施”时仍敢于追求爱的权利、做人的权利。秋玲在突破“出身”的障碍之后，也充分地展示了一个现代女性气质：如果说“唱歌、跳舞，在客户面前说着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只是秋玲现代化的表征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在与岳鹏程的共同奋斗之中，秋玲所锻炼出来的主见、胆识，为大桑园出谋划策，以及作为接待主任独挡一方，都显示出农村女性在挣脱小农意识束缚之后的现代魅力。特别是金月兰，作为一个下岗女工，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勇敢地“扼住命运的咽喉”，与其他下岗人员一起，办起了“都得利”商场。她并不满足于仅仅谋生，在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她不仅在“内部”引进竞争，更与国营商场展开竞争。在带领“都得利”的发展壮大中，她不仅在心境、眼界、精神面貌等等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她把自己主动地融进时代潮流，并以风险度来判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她的成功之处，隐藏着当代社会对她所要求的种种现代性，如灵活、坚忍、决断，富于闯劲、创新与牺牲精神，等等。

    当今长篇小说提纲挈领地展示了当代女性的现代化之“像”，但这其中也有女性的挣扎与徘徊，有她们的失败之痛，如中王琦瑶的“反现代性”，本来她是可能做一个新式女性的。在现代史上，象她那样的“弄堂”出身却完全“脱胎换骨”的也不在少数，但她却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努力，心甘情愿地滑入青楼女子的人生模式，她的死，象征了反现代化的代价。当然，也有女性完成转型的血泪与欣喜，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忧伤，它让我们窥见了中国女性的历史走向及艰难程度，也让我们不由长久深陷关于女性道路和命运的时代沉思中。

    在部分长篇小说中，涉及到了“改革者”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无论是从它的理论、实践还是命名策略来看，改革者都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自新时期以来，尽管改革者经历了从“英雄”到“凡人”的变型，但他们身上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了超前的眼光与视界、广阔的胸怀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与旧势力不妥协地斗争的胆识与魄力、与时代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