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向的进取精神。既使挫折，却更能激起他们奋斗的勇气；既使失败，在退出历史舞台时，他们仍会以悲壮演绎豪情，他们具备着历史创造者的种种素质。一方面，在他们的精神内核里，又还未完全祛除旧时代的“封建性”，正如某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如缺乏民主政治意识与现代精神烛照的清官主义、“圣君”与“大侠”理想、崇尚绝对权力、法制意识淡薄、以传统的“治国安天下”作为自己潜在的改革模式与行动指南，或者以生活富裕、甚至以吃喝玩乐为满足，没有明确的精神与道德取向，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丧失了初期的锐气，甚至肆意破坏做“人”的底线，以至被彻底异化。所以，在近三十年、特别是“改革者家族”中，如郑子云、陈咏明、阎鸿唤、岳鹏程、孙少安、田海明、李高成、陆承伟等人，都在通过“现代化”的大熔炉，不断地被搅拌、掺合，进行着艰难的灵魂蜕变。

    与农民和妇女的现代化相比，改革者的现代化则是个“去蔽”与“敞露”的过程。所谓“去蔽”，是相对于理想型的改革者而言的。在他们的现代人格设计里，由于文化与现实的纠缠性，总会潜伏着若干反现代化的质素；又由于改革者的巨大光环，它们往往会被忽略，甚至凸现出“伪现代性”。正是在不断展开的行动中，这些质素被一一暴露出来，尽管它们会销蚀改革者的“完整性”，但通过“去蔽”，才能使改革者真正地、有效地现代化。如陈咏明，在为“四化”披荆斩棘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去”过于严格、方法生硬、民主作风较差，畏怯、惶惑和沮丧，孤独感和惆怅情绪，以及发牢骚、吐怨气等等之“蔽”，才体现出他的坚毅、忘我、敏锐、果敢，勇开拓、善管理、重人才，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关心人、爱护人，善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现代经营者的素质。(28)阎鸿唤把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个人的现代化改造融为一体，正是以高伯年对权力耿耿于怀、张文民的私欲膨胀、徐援朝的生活堕落为“镜”，返照出他的智慧、意志、道德、人格与理想力量。所谓“敝露”，是相对于现实型的改革者而言的。这一类改革者由于身在“现实”，他们无法高蹈，无法超越于生活本身，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他们的“现代性”更多地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的“破坏性”，就象恩格斯所说的、“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一样，他们也正是通过对现在秩序的冲击，完善着自我的现代化造型。陆承伟充分利用了改革初期的混乱机会，利用红色家族的辉煌家世背景和雄厚政治资本，利用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经济困境，一方面使用各种正邪、黑白手段敛财，如金钱收买、恩威并施等；一方面又玩弄女性与感情，甚至陷“人”于绝境，不加掩饰地显示出人性之“恶”。不过，从总体看来，他又并未触及法律与社会底线，反而在经济大潮的搏击中，表现出英雄般的才华、胆略、竞争意识、资本运作能力、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奋发自强的精神，(29)这正是当代社会对人们所要求的、我们却极为匮乏的现代素质。

    在农民、女性与改革者之外，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还广泛地记录了他类人物的现代化之旅。社会的变革，把他们抛在人生的风口浪尖，他们迷惘过、悲愤过也奋发过，但不管是被迫还是情愿，他们都走进了时代潮流，在“现代化”的烛照下，他们都重新“做人”，甚至“脱胎换骨”。如军人彭其在面对“四人帮”爪牙的倒行逆施时，拍案而起，宁可被打倒，不愿意背叛真理，背叛人民的意志，背叛历史的正确方向。共产党员李高成在面对情与法、利与义的冲突时，坚持党性立场，并经受了法律、良智与国家利益对人性的巨大考验。小市民潘秀娅、薛永全等人则敏感地对接着时代的神经，缓缓地、但却坚定地进行着人格的现代转型。假若我们把眼光投向过去，国民党官吏童霜威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大事大非面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