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附逆投敌，决不随波逐流，而是洁身自好，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中国人的尊严。知识分子孟樾、吕碧初、卫葑，茶商世家杭嘉和、杭忆、梁必达等等奋发有为、同赴国难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李自成、顺治、张居正等所寄托着当代人的“现代化”之梦，无不从多个方面完善着中国人的“现代化”工程。

    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小说从多个方面记录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尽管现代化的对象与形式有别，但在总体上，也体现出若干主导特征：

    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在深刻地洞察了当代中国的核心“意义”之后，首先表现了“人”对时代主题的把握。近三十年来，反思、改革、反腐败、现代化、再就业、加入世贸等等，都不断地成为时代的主题。“人”告别了“单纯”的过去，突然被“掷”入万花筒式的社会生活，这种突然变更，无论是对中国人的心理准备、文化观念以及习俗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大考验，有多少人就被滚滚向前的社会洪流裹挟而去。长篇小说却透过这种生活表象，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人由被迫到主动地与时代同步并把握时代的过程。如岳鹏程，由打工→办厂→组建乡镇企业集团，并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不正是乡村近三十年的历史缩影吗？李高成终于战胜自我，展开对“反腐之战”，不正顺应着历史的要求与人民的愿望吗？少安的“发家致富”、陆承伟与史天雄尽管人生道路不同，不正是对市场经济正反两面的诠释吗？他们不是头脑简单地“追波逐流”，也不仅仅为冒险一试，他们的血性、思想与时代的发展是深度合拍，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才有生存的机会和理由。可以说，正是由这些人构成并推动着这个时代。但是，他们对时代的把握也并不轻松，在“旧我”与“新我”的斗争中，他们面对时代的背影，又是多么地磕磕碰碰。

    其次，长篇小说还表现了“人”的现代化之开放性，既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但又并非止于此，在“人”的境遇之外，又深入到“人”与“他者”的哲学思考，或从“人”的困境出发，一方面把“人”放在“人类性”的隐在视界下进行拷问，烛照出人性的复杂构成与价值取向，以及“人”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的苍白与“非人化”；一方面把“人”放在“世界性”的公共座标系中，通过东西文化的碰撞凸现“人”之现代化的中国特征与受限性。如阎鸿唤、郑子云、陈咏明、彭其等人就烙印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性。

    再次，近三十年长篇小说表现了“人”的现代化之伦理性。与落后民族在西方的先进民族的征服、侵略与武力强迫之下的现代化不同，这些小说所述的“人”的现代化，是在同文化的轨道之内，在和平的社会运动之中，在“人”的理性层面的现代化，它使“人”显得节制与和谐。“人”的现代化本有着复杂的价值构成，在西方，基本上是以个性自由为核心；这些小说中“人”之现代化则是以正面价值为标准，并对其中的负面价值进行反现代化的批判，如鹿子霖。它并不彻底否定或斩断传统，反之，它还追求与传统的文化人格之优质性的衔接与继承，在多重的沉潜与运思中寻求化合与更变，如孟樾、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等所体现的精神新质。

    文学绝不会象某些耸人听闻的宣言一样，“已经死亡”，相反，它将向前发展，它所承担的对现实的反映与“重构”任务也不会停止，它仍将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形象深入世界意识又永远高昂。但是，在这些小说“人”之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笫一，弗氏对“人”的研究，揭示出了“人”的潜意识的巨大领域，“人”的真正本性八分之七表现为潜意识，八分之一才表现为显意识，“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灵魂革命，不触及到“人”的潜意识与非理性领域，这种现代化也是不彻底的，既会遮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