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存在，也会内在地阻碍着“人”之现代化的真正深入。长篇小说关注“人”的理性现代化，并把它唯一化，这显然是不够的。无论是对农民、女性、改革者，假若没有超越于显在意识的、灵魂深处的根本变革，“人”的现代化的效果如何，只要我们不迷惑于过度理想化或想当然的话，那是很可怀疑的。

    第二，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历来有着割舍不断的伦理情结，特别对于负面价值，总潜存着义正辞严的否定与批判倾向。暖昧的社会效应象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作者在潜意识里，就先在地阉割了负面价值的丰富内涵及其对于人类精神需要的动力性。事实上，正如雨果的美丑辩证法一样，假恶丑、血腥与暴力、“扭曲的、畸形的、怪异的”东西，粗俗不堪的行为、歇斯底里的病症以及龌龊、残忍等等，往往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不“提倡”并不意味着绝对取消，而应在于学理性的辨析与扬弃，不仅仅是这些价值本身，也包括它们的叙事功能。显然，作为当今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对它们的宽容不够，如就被认为是因宣扬暴力而意外落选。其他的“遗珠”如《古船》《活动变人形》都存在着这类原因。事实上，近三十年长篇小说由此而使“人”之现代化呈现内在的牧歌情调却相应地缺少力度、锐气与锋芒。

    第三，正如中国还处在农业文明的总体氛围中一样，当今长篇小说及其对“人”之现代化的表现也隐在地拒绝着工业文学的召唤，如追求人性的完整、和谐、悠闲，缺乏明确的时间观念，注重在团体中的个人角色及意义，欠缺领袖时代的主动性、魄力及才华，欠缺天性的独立自主等等。对于大工业中的人性的碎片化、残缺意识、反叛精神、风险性，对不可避免的“物化”怀着深重的恐惧，对现代化的表征如星级宾馆、桑拿按摩、航天飞机、手机电话网络之类的高科技等等欠缺内在的精神衔接……所以，长篇小说对“人”之现代化是渐进式的，深在的精神趋势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中。

    从总的情况来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人”之现代化正越来越深入，也会越来越寻求与世界的“共识”。作为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主要的精神特征，“人”之现代化也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嬗变轨迹，并因之而不可或缺。

    结语：近三十年来，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饱受争议也屡遭挫折，但不管怎样，它仍然忠实地见证了并将更为深刻地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

    它接续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在新时期以来，对国民性进行有限地、但尽可能地反省与批判，特别是对其中的“痼疾”，进行了不留情地清理与根除。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工程。只有明了百余年来我们落后挨打的深层次原因，只有抖落我们身上的沉荷，只有对我们的弱点、缺陷与不足予以正视，我们才能真正地奋飞。尽管这些小说由于时代主题的转移而对此关注还有待更深、更透、更硬，有些方面甚至不乏盲视，但它毕竟为我们找到了着力的支点与平台，揭开了民族灵魂重铸的第一页。

    同时，中华民族尽管经历了百余年的落后挨打，但并没有屈服，也没有灭亡。在对内忧外患的反抗中，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凡，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优秀品质，才真正地支撑了中华民族的存在，并为它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些小说从历史出发，以时代作为天平，称量中华民族五千年所积聚、所内存的“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工程。这些“力”并不因时代发展褪色或失去效用，它沉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与底蕴，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之“根”。

    再次，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艰难、漫长又曲折、坎坷，作为中华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