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里的小市民下岗工人发廊妹民工小保姆，他们的现实需求、人生理想、价值追求等都得到细致的叙述和描摹。都市是欲望的生成之地，它象征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最高形态，又是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渊薮，它既成就人又毁灭人。

    (二)“后现代”理论是欲望本体化写作的坚强后盾

    按照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需要和欲望进行了区分，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的欲望话语，更确切地说，应称之为“需要”话语叙述，因为它还停留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上，这些基本的生存需要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压抑，成为“文革”后人性复归的主要言说对象，这种需要层面上的叙述，其主流的文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的继续。1990年代以来，文学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王朔的“流氓式”的解构，新写实“原生态”的还原策略，到把性作为文本叙述的核心，文学彻底完成了从“需要话语叙述”到“欲望话语叙述”的过渡。此后的文学文本中，欲望是被作为社会文化生产的源泉和动力来叙述的，在某些场合，压抑欲望就像“极左”一样让人厌恶。这一变化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联。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三位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弗？詹姆逊、杜威？佛克马的访华和讲座进入中国，但影响主要在哲学界对“理性牢笼”的警惕，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语境也发生的相应的变化，理想主义失落，市场主义、消费主义悄然兴起，人们的欲望被空前调动起来，文学的启蒙性、神圣性被消费文化的运行规范无情地解构了，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在彷徨、迷茫的失落中试图用“后现代”来拯救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命运，在逃避精神和崇高的自暴自弃中把市场作为唯一的价值导向，欲望化写作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走进我们的阅读视野的，怀着一种与世界接轨的伟大幻梦，怀着一种全球化的妄想狂的夙愿，晚生代作家们投入了后现代的温暖怀抱，但是后现代在欲望化写作中不是用来反叛“理性牢笼”的，而是用来标榜前卫、新潮、深度，用来作为文化市场卖点的。

    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文艺思潮是历时性产生的，在我国，却几乎是共时性进入的，也就是说西方后现代批评家们所批判的对象在中国正在产生或压根就不存在。伊格尔顿就说后现代是一个幻象，后现代批评家们所批判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后现代在某些人那里被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使用，或有意识地“误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后现代”及其文化精神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底蕴。所谓解构，并不是无谓的消解，颠覆一切意义；而是通过细读或拆解文本来显露文本之中所隐藏着的价值观及其建构的动机。解构主义不相信终极本源的存在，藐视一切权威和假想的中心，并从拆解语言开始了颠覆形而上学大厦的根基和“在场”的优越地位，并通过文本的书写还原被文明秩序所压抑的历史无意识，从而使那些成为现代文明中不证自明的堂皇叙事归于失效。这为后现代文化氛围中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开放和多元的环境。在西方，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天性就具有从根本上颠覆现代文明秩序和权力话语的功能。后现代强调局部性、多元化、小叙事、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等。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不存在任何对真理和思想的垄断，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都必须接受批评的检阅和被永无止境的质疑，意义不是先在给定的，而是在解释的过程中生成的。人们坚信：关于事物的意义的一切说明都具有有限性。消费时代的中国文学也成为现存社会合理性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