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中心事件是一场因报告文学引起的关于个人隐私和名誉权的官司，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现代意味的事件，因为只有在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在人的自我意识充分觉醒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诉讼。围绕着诉讼，当事各方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表现了人们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这场诉讼的不同态度，庄之蝶希望私了，上窜下跳，托关系走后门说情，他潜意识中认为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涉足官司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千方百计阻止这件诉讼成为社会热点，这和当前的名人名星借隐私和“诉讼”大肆炒作相比，庄之蝶还算是一个羞耻心尚存的无行文人。景雪荫提起诉讼的目的一是显示自己的权利和高洁，二是借机自高身价。周敏本来想借名人发家，没成想“赔了夫人又折兵”。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交往都是围绕中心事件展开的，在诉讼的间隙中发生、发展的。

    从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交往模式来看，他们的关系几乎都是建立在庄之蝶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他的文化身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遗留物，他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传统的，他缺乏商品社会的应有平等意识和开放自由的品格，他与女性之间缺乏心灵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即使在性行为中，他也始终要处于主导地位，一旦性对象有了需求，他就会产生挫折感，并在生理上表现出来，在妻子面前性无能就与他在经济上对妻子的依附有关。他是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首，还有老婆借他名气开的一家小书店贴补家用，无论从文化修养、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来看，都该被列入十年后权威人士所开列的中产阶级的指标了。他的生活方式、精神困惑和崇尚清静的心境，也都是中产阶级才可能有的。因此，庄之蝶做什么事都放不开，连伤感和自怨自艾也生怕被他人知晓，处处以假面示人，他最怕别人触及他的心灵深处，习惯成自然，他自己也害怕触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举步维艰地躲藏着，许多人指责作者在小说中过多地保留了自己的影子，作者也说小说的创作是为了“安托自己的灵魂”，是自己的一段“心迹”，那么，作者越是回避庄之蝶内心的苦痛和悲凉，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作者所未能言说的或不愿言说的属于作者的独特的心灵感受和体验。小说是对社会转型期都市文化生态的一种白描，四大文化名人借都市这座舞台展示自己生命的原欲，他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世界，都使人难以认同，更不要说激起人的崇高感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深陷于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沉溺于金钱、肉欲、名声等欲望的旋涡，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操守和社会良心正在丧失。庄之蝶在人格上缺乏应有的道德能力来约束自身的欲望，调节主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迷失了自我。

    贾平凹说写性“只是写了一种两性相悦的状态，旨在说庄之蝶一心要适应社会到底未能适应，一心要有作为到底不能作为，最后归宿于女人，希望他成就女人或女人成就他，却谁也成就不了谁，他同女人一块毁掉了”［31］小说“大肆描写”、“过度渲染”的性，实际上是一种在现实包围中的偷偷摸摸的可怜的性，一个名人将自己的灵魂寄托在“两性相悦”上，又生怕因此而影响他现有的既得利益，他用成功人士和文化名人的外衣遮蔽着他内心的痛苦，在外在行为上他是“偷情”，在精神维度上他的痛苦也处于黑暗中，见不得光，见不得人，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隐藏起来，连与他“两性相悦”的女人也要回避。他一心要融入社会，适应社会，从没有想过要站在社会和现实的对立面，他珍惜和看重世俗社会给予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精神苦闷是中年知识分子的苦闷，他的精神颓废和虚无是有分寸的，小心翼翼的，需要算计得失的，他做不到彻底的放浪形骸，所以作者用放肆的笔墨书写被主体自觉压抑的性，是“反讽”技巧的完美运用。他要所有与他有关系的女人都来遮蔽保护他，维护他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