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放下心来，奥尔森只是个软蛋，而且在上一次的生活中他也从未真的干过些什么。

    只是在关于买卖儿童的报道后，他收到过几封恐吓信。他的报道显然打乱了某些牵涉其中的美国家庭的生活。

    孩子是神圣的，全世界所有的家长都会这样说，他们可能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甚至要杀人。

    安德鲁自问，要是他收养了一个孩子而有记者揭露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买卖儿童的交易，他的孩子可能是被人从他的亲生父母那里偷来的，那么他自己会怎么做？

    “我可能到死也会怨恨这个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的家伙。”安德鲁咕哝道。

    如果由于报道公开而知道自己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真相，那么身为父母还能做些什么？是让彼此心碎，将他送还给原来的家庭？还是生活在谎言中，等到他成年后指责你居然对这样的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多少美国父母陷入了这样痛苦的境地？但是在他的职业中，只有事实有话语权，他的工作就是要揭露真相。

    他划去了笔记本上奥尔森的名字，记下要重读三封匿名信的任务。

    然后他开始考虑新的阿根廷之行。1976—1983年的专制统治者毫不犹豫地派遣刺客前往外国谋杀所有反对自己的异见分子以及可能会揭露其罪行的人。虽然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但是某些思维方式已经根深蒂固。

    他在那里的调查所触动的利益方也绝对不止一方。假如军方过去的成员，例如ESMA3的负责人，将那些秘密失踪的人关在某处的秘密集中营中折磨或者残杀，这多少都是有可能的。

    在他的另一个笔记本上，安德鲁写下他在第一次调查时开始怀疑的人的名单。显然，第二次旅行中获取的材料还没有出现在这里。当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时，他会更加小心的。

    “就像往常一样，你只想到自己的工作。”他一边翻过笔记本，一边压低声音对自己说。

    那瓦莱丽的前男友呢？她从来没有提过他，两年的共同生活，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抹去的。一个家伙如果被别人抢走了女友，他行事很可能会直接诉诸暴力。

    在脑海中搜索所有可能要取他性命的人，安德鲁胃口全无。他放下碟子站起身。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他翻着口袋里的首饰盒，试图把刚刚在脑海中冒出的一个假设压下去。

    瓦莱丽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你就真的这么肯定吗？”他潜意识里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好像一阵恶风让他的血液凝固了。

    他复活后第一周的周四——每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法时都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安德鲁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敲定了这次旅行最后的细节问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更换旅馆的决定，毕竟在那里他遇到了某些对他的调查而言至关重要的人和事。

    吧台的女侍者，一个叫玛丽莎的姑娘，告诉他一家咖啡馆的地址，人民革命军（ERP）的旧成员以及从监禁中心里活着出来的蒙托内罗斯组织4成员们常在那里聚会。他们人数很少。她还介绍他认识了五月广场母亲中的一位，她们的孩子被军队的突击队绑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女性无视专制政权，十几年如一日地举着贴有失踪孩子照片的标牌在五月广场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

    玛丽莎性感得要命，安德鲁无法对她的魅力无动于衷。阿根廷女子的美貌果然名不虚传。

    11点的时候西蒙打电话约他一起吃午饭。安德鲁不记得这个约会了。也许他们对话的内容要等吃饭的时候他才会记起。

    当西蒙和他谈起前一晚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时——西蒙去参加冬季运动项目时认识了她——安德鲁就记起这顿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