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整个公寓都空了。波琳娜只留下了我们的床、餐桌和一把椅子。一件玩具都没有留在山姆的房中。而在餐桌上，就在我留下信请求她原谅的位置上，她用红墨水写下了‘永远不会’。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否离开了美国，不知道她是否带着我们的儿子回到了乌拉圭，或者她只是搬到了美国的另一个城市。”

    三个男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你去警察局问过吗？”皮勒格问道。

    “问什么？告诉他们我带走了我们的女儿，而我妻子为了报复我则带走了我们的儿子？然后请求警察逮捕她？再等警察找到她后，让法官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儿子送去寄养家庭，让他等待关于他未来命运的判决？不，我不会这样做的，每人都有自己应承受的痛苦。你瞧，斯迪曼先生，绝望有时会转化为怒气。我毁了你的车、我的家庭，还有我的生活。”

    “我很抱歉，卡佩塔先生。”

    “你现在当然会感到抱歉，因为此刻的你正为我的痛苦而深感同情，但是，到明天早晨，你就会对自己说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只是在做你分内的事，你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骄傲。你的确报道了真相，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斯迪曼先生。”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在你的报道中，你写到有五百个美国家庭，也许甚至可能是一千个美国家庭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这桩案件。在你发表你的报道前，你可曾考虑过这可能会导致它们陷入怎样不幸的悲剧吗？”

    安德鲁垂下了目光。

    “和我想的一样。”卡佩塔叹了口气。

    随后他将刚刚写下的东西交给了皮勒格。

    “这就是你要的那个愚蠢的听写结果。”

    皮勒格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封恐吓信的复印件——安德鲁已经将它们从报社保卫处取回来——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字迹不符，”他说，“不是出自同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卡佩塔问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过三封死亡恐吓信，我想确认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很想报仇，但是我没有能力完成。”

    卡佩塔拿起桌上的信读了起来。

    “我永远无法真的杀死某个人。”他边说边放下信纸。

    但当他看到第二封信的时候，他的脸色忽然变白了。

    “你还保留着这封信的信封吗？”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安德鲁反问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

    “你得先回答我们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皮勒格插话道。

    “我认得这个笔迹，”卡佩塔嗫嚅着说，“这是我妻子的笔迹。你还记得信封上的邮戳是外国邮戳吗？我想一张乌拉圭邮票应该挺显眼的。”

    “我明天就去看看。”安德鲁回答说。

    “谢谢你，斯迪曼先生。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皮勒格和安德鲁站起身向神学教授告别。当三人走向大门时，卡佩塔又叫住了安德鲁：“斯迪曼先生，刚刚我曾对你说我永远没有办法杀死某个人。”

    “你现在改变主意了？”皮勒格问道。

    “不，但是基于我对波琳娜的了解，我却不能保证她不会这样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将她的威胁视若儿戏的。”

    皮勒格和安德鲁走进地铁站。在这个时间点，这是回到报社办公室最快的方法。

    “我应该承认你可真有办法赢得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