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岁的时候，伊莎贝尔已是一个两岁小女孩的母亲了。她的丈夫，拉斐尔·桑托，年纪只比她大一点儿，他的职业是记者。这对小夫妻住在巴拉卡斯街区一个寒酸的公寓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是在大学里相识的。和拉斐尔一样，伊莎贝尔学的也是新闻专业；拉斐尔总是对她说自己的文笔比她的要更笃定更细腻，而她呢，则在描述某个人的外貌时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天赋。然而，当他们的女儿出生后，伊莎贝尔却选择放弃她的事业，直到玛利亚·露兹到了能上学的年龄。记者生涯是这对夫妇共同的热情所在，拉斐尔发表每一篇报道前都要念给伊莎贝尔听。每当他们的女儿睡着之后，伊莎贝尔便在厨房餐桌旁坐下来，手里拿着铅笔，修改拉斐尔的稿子。拉斐尔、伊莎贝尔和玛利亚·露兹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们。

    但是震动全国的军事独裁政变毁了他们的计划。

    拉斐尔失去了工作。过去雇用他的中间派日报《观点》，尽管在涉及新政权时经常采取极为“谨慎”的立场，但还是被取缔了。这件事导致这个家庭陷入了最糟糕的经济危机，但是对于伊莎贝尔来说这也不失为一桩好事。此时仍供职于报社的记者多少都对魏地拉将军的政权表示效忠。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作为左派的庇隆主义5者，他们永远不会同意自己的文字出现在诸如《卡比尔多》或者其他还在出版的报刊上。

    心灵手巧的拉斐尔很快在街区的一家细木工工场找到了新的工作，伊莎贝尔则和她最好的朋友轮流照看孩子，以便腾出时间去理科高中担任学监。

    月末的日子总是不那么好过，但是两人的工资合在一起仍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困境，满足他们的小女儿的所有需要。

    每天当拉斐尔从工场回来后，一家人用完晚餐，他们便在餐桌边坐下。伊莎贝尔做点儿缝缝补补的工作补贴家用，而拉斐尔则记下有关不公正、政府压迫、权力腐败、宗教同谋等种种社会现象，记录下阿根廷人民的忧伤。

    每天上午11点，拉斐尔会借口抽烟离开工场。一个骑车的人停下车问他要一支烟抽。拉斐尔趁着帮他点火的时候，悄悄将前一天晚上写好的文章塞给他。信差将这些违禁文字送去一个破败的工场，那里现在是一处秘密印刷所。就这样拉斐尔为一份抵抗组织秘密出版的地下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

    拉斐尔和伊莎贝尔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离开阿根廷，移居到一个自由的国度。

    每当伊莎贝尔气馁的时候，拉斐尔便从衣橱的小抽屉里取出一个红封面的小本子。他计算着他们的存款，倒数着还有多久就可以离开这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向伊莎贝尔低声一一细数那些城市的名字，就像人们在讲述梦境一般，就这样他们双双睡去，拉斐尔总是先睡着的那个。

    夏初的一天，在晚餐后，小玛利亚·露兹已经入睡，拉斐尔和伊莎贝尔都比往常更早地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伊莎贝尔裸着身子躺在被子下。她的皮肤细腻苍白。拉斐尔担心自己做惯了木匠活的粗糙双手会在抚摸时弄疼她，尽管这肌肤相亲中满是浓情蜜意。

    “我喜欢你这双劳动者的手，”伊莎贝尔在她丈夫耳边呢喃着笑道，“告诉它们紧紧地抱住我。”

    就在拉斐尔和他的妻子做爱之际，有人敲响了他们小公寓的门。

    “别动。”拉斐尔抓过床脚的衬衣说道。

    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拉斐尔害怕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惊醒他们的女儿。

    当他打开大门时，四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一把把他按在了地上。

    其中一人用膝盖抵住拉斐尔的背，另外一个人抓住了受惊的伊莎贝尔的头发。他将伊莎贝尔推到厨房的墙上，用一块抹布绕住她的脖子，直到她再也叫不出声为止。等她的叫喊声一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