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主义总体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各民族的自信心，但是极端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有害的，它的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由于一些原来孤立的问题不再孤立，很多地区性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也都有了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也都有了竞相表现自己的机会。恐怖主义也仿照经济全球化实行了恐怖全球化。所以说全球化对于安全来说也有消极因素，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和防止的。

    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

    首先，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其次，冲突与战争的高发区域在欧亚大陆的“柔软下腹部”，即从巴尔干、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直至东亚的弧形带，非洲和某些拉美国家。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困难，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错等复杂因素，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再次，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禽流感等等，其中有些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如“9·11”事件所引起的战争，有些则不然。最后，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同时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应当如何判定性质，如何应对。围绕着反恐、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产生了巨大的认识分歧，在欧美之间、“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甚至在一国之内的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中的不同派别之间，观点之大相径庭，前所未有。对此的分析和评论，已经汗牛充栋，不必赘言。我要强调的是，这反映了人类处于剧变世界中的迷惘和探索。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互动，对其他行为主体相当忽视；基本上侧重于政治的领域，而将其他领域视为低级，由此产生了“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区别。它很难解释今天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提出了“国际政治”和“全球化”两条主线并存的想法，有的人区分了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等概念的内涵，确实有启发作用。事实上，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综合理论，来解释人类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国际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其他主体；既关注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也包括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应对的全球治理。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对世界的影响相对上升，“低政治”正在升高，甚至侵入到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之中。与此相应的是，非国家政府主体的作用在增强，迫使国家政府这一最有力的主体重视它们的存在和力量。当然，这完全不是贬低国家的作用。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一定会运用各种组织方式来应对，而目前最强大的组织仍然是国家及国家组织。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威胁与挑战。显然，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新的思想、原则和规范。而且，必须传承更新，最终除旧布新，不至在转变过程中弄得无效失范，天下大乱。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基本思想，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基础，目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主权在解决国内、国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的冲击时，暴露出缺陷、软弱和无奈，连唯一的超级大国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时刻，选择去干预或被干预，与传统的主权原则是抵触的。一旦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原则进行调整，就会使整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根基动摇，必然随之进行重大变更，然而今天所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国家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主角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