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箱安在门道里，那种信箱，旁人从玻璃投信口中可以瞅见里面有没有邮件。先前已经有好几次，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玻璃，照在信箱里一个陌生的笔迹上，竟把这种笔迹幻化得颇像洛丽塔的笔迹，这使我靠着附近的一只瓮几乎倒下，几乎以为那就是我的骨灰食。每逢遇到这种时候——每逢她那可爱的、环形的、稚气十足的潦草笔迹又可怕地变成跟我通信的少数几个人中某一个人呆板的笔迹时——我总带着十分苦涩的乐趣回想起在见到多洛蕾丝以前我那毫无猜疑之心的过去的岁月，那时，我总被对面一扇珠光闪闪的窗户引入歧途，我的鬼鬼祟祟的目光，我那可耻的恶习的永远警觉的潜望镜总会远远看到窗户里一个半裸体的性感少女在梳理她那头“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的秀发时的静止的动作。正因为这个幻象可望而不可即，又不可能凭借知道一个附带的禁忌而去对它加以破坏，所以在这个火热的幻影中有一种无上的完美，它使我心头狂热的喜悦之情也变得完美无缺。确实，未成年的少女所以对我具有魅力，也许并不怎么在于她们纯洁、幼小、不得接近的小仙女似的美貌有多清明澄澈，而在于那种情况的安全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无限的完美填补了极少的赐予和极多的许诺之间的空白一那许多永远也得不到的灰色玫瑰。Mes fenetres！我高高地对着斑驳的斜阳和正在兴起的苍然暮色，咬紧牙齿，把我欲望中的所有恶魔都聚集到一座颤动的阳台的栏杆上：阳台随时会在杏黄、乌黑的潮湿的夜晚飞走，它真的飞走了一于是那个发亮的形象移动起来，夏娃又重新成为一根肋骨，窗户里的一切就会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个部分身体还裸露着的胖男人在看报纸。

    在我的幻想和自然的现实所展开的竞赛中有时我会取胜，因此这种骗局还是可以忍受的。遇到机缘参与这种冲突，并且剥夺了本来我会得到的微笑时，不堪忍受的痛苦就开始了。“Savez—vous quà dix ans ma petite était folle de vous？”在巴黎的一次茶会上，跟我交谈的一个女人这么说。那个petite刚刚结婚，住在很远的地方，而我却甚至记不得十二三年以前，自己在那个紧挨着网球场的花园里是否曾注意过她。现在，同样，未来闪亮的启示、现实的承诺，一个不但引诱人去照着做而且应当高尚地予以遵守的承诺——所有这一切，机缘都拒绝给我——机缘跟那个脸色苍白、招人喜爱的作家向小人物的转变都起了作用。

    我的幻想既是普鲁斯特式的，又是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一九五二年九月下旬的那天上午，在我下楼去摸索信件的时候，跟我关系很不好的那个矮小机灵、脾气暴躁的看门人开始抱怨说有个新近送里塔回家来的男人在门前的台阶上“呕吐了很多东西”。我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给了他一点儿小费，接着继续听他对这粧事改头换面、比较斯文的复述，我的印象是那个该死的邮差送来的两封信中有一封是里塔的母亲（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女人）写来的。我们曾到科德角去看过她一次，不管我住址怎么变动，她一直给我来信，说她女儿跟我多么般配，如果我们结婚，会有多好；另一封信我在电梯上拆了开来，匆匆看了一遍，原来是约翰·法洛写来的。

    我常常注意到，我们都喜欢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读者心中所获得的那种固定的模式赋予我们的朋友。不论我们把《李尔王》重新翻开多少次，我们都决不会发现那个好心的国王跟他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巴儿狗快活地重新相聚，在欢乐的宴会上丁丁当当地碰着杯子，饮酒作乐，把所有的不幸都置诸脑后。爱玛也决不会恢复体力，因为福楼拜的父亲及时的泪水里那同情的盐分而起死回生。任何一个受到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论他在书中有了什么发展变化，他的命运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定型。而且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