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康斯坦京，你知道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跟谁同车吗？”陶丽给孩子们分好黄瓜和蜂蜜，说。“跟伏伦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了。”

    “他不光是自己去，还出钱带一个骑兵连去！”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为人。”列文说。“难道一直还有志愿兵出去吗？”他瞧了一眼柯兹尼雪夫，加上说。

    柯兹尼雪夫没有回答，用一把钝刀小心翼翼地从盛有一个楔形白蜂窝和蜜汁的碗里挑出一只活蜂。

    “可不是！您没看到昨天车站上那个场面呢！”卡塔瓦索夫咔咔地吃着黄瓜，说。

    “哦，怎么回事？看在基督分上，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给我讲讲：这些志愿兵都到哪儿去？他们同谁打仗啊？”老公爵问，显然是继续刚才列文不在时开了头的谈话。

    “同土耳其人打仗。”柯兹尼雪夫把那只拼命挣扎的被蜜浸得发黑的蜂挑出来，放在一张坚实的白杨树叶上，这才定下心来笑着回答。

    “那么，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凡·伊凡诺奇·果佐夫和李迪雅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过战，但大家同情兄弟民族的苦难，愿意支援他们。”柯兹尼雪夫说。

    “公爵说的不是支援，”列文帮岳父说话了，“他说的是打仗。公爵说，个人不得到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康斯坦京，当心哪，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它要蜇我们了！”陶丽挥开一只黄蜂说。

    “这不是蜜蜂，这是黄蜂。”列文说。

    “嗯，嗯，那么照您的理论又该怎样呢？”卡塔瓦索夫笑嘻嘻地问列文说，显然想引他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我认为：一方面，战争是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任何个人，更不用说——个基督徒了，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这种责任，它也无法避免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按照科学和常识来说，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战争这种事上，公民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意志。”

    柯兹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同时用想好的道理反驳他。

    “对了，问题就在这里，老弟，有时政府不能执行公民的意志，社会就起来表示态度。”卡塔瓦索夫说。

    不过，柯兹尼雪夫显然不赞成这种反驳。他听到卡塔瓦索夫的话，皱起眉头，说出不同的意见：“可不能这样提问题，这里谈不上什么宣战不宣战，只不过表现人情，表现基督徒的感情罢了。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遭屠杀。唉，即使不是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而只是一般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哇。一旦动了公愤，俄罗斯人就会赶去制止暴行。譬如说，你走在街上，看见醉汉殴打妇女或孩子，我想你一定不会问有没有向这人宣过战，就会向他冲过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但我不会把他打死。”列文说。

    “不，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说不上来。要是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可能感情用事，但事先我可不敢说。遇到斯拉夫人受压迫，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情冲动了。”

    “也许你没有。别人可是有的，”柯兹尼雪夫不满意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正教徒受‘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的传说。人民听到骨肉同胞受苦难，就会起来说话。”

    “也许是这样，”列文含糊地回答，“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是人民，我没有感觉到这一层。”

    “我也没有，”老公爵回答，“我住在国外，看看报纸，老实说，在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忽然都那么热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可我对他们却毫无感情？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想到我这人是个怪物呢，还是卡尔斯巴德矿泉在我身上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