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们菜园发现了一个伤员。他是一个年轻军官，快死了，气若游丝，连告诉我他的名字都没有力气，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几个字，我都听不清楚。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很绝望，可我也觉得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那么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爸爸是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想知道她是怎么祈祷的吗？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吧。”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走进来看我……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我们也怕死，但是更怕当叛徒。当我被他们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开始了。我虽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坚强的，但是肉体呢？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像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别人的惨叫声。在后来的审讯中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得就像木头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在敌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绝不能！只是在拷打结束后，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遍体鳞伤的疼痛。体无完肤……但是要挺住！一定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还给我拍照。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我看到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经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就是这么幼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这不仅仅是语言。我想好好地讲给你听，全都讲给你……唉，我在牢房里见过的，都是多么好的难友啊！她们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默默死去，她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她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人们又是多么想活着！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那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铁栅栏，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都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是在一次从飞机里跳伞到敌后，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伞兵小队全都中了敌人埋伏。就是她，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叫了起来：“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又是怎样在那儿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个姑娘都在想这朵小花的来由。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疑问：这朵小花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我曾经那么喜欢春天，喜欢看樱桃花开，喜欢闻丁香树周围飘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会对我的情调感到惊讶吧？我还喜欢写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就是在那年的樱桃花盛开时节，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