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我深信不疑。不过，他们并不是我的故事里仅有的人物，家里的氛围也不是我唯一知道的。我现在说的是我上学之前的事儿。我认为是我生活中的大戏的事件，早已经在这座房子之外发生了。

    大戏。这么写让我觉得尴尬。我不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廉价的嘲弄，或许只是让人厌烦的自以为是。但随后我就想，你想想我是以什么为生，难道不觉得我这么看我的生活、聊我的生活很自然吗？

    我变成了演员。奇怪吗？当然，读大学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最后一年我自己还导演了一出戏。戏里有一个经典笑话，创作来源是我本人，就是关于我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角色的。用没有胎记的半边脸对着观众席，必须走过舞台的时候就倒退。不过，如此极端的手法其实没有必要。

    那时候，国家电台有一档雄心勃勃的常规戏剧节目，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我的嗓音天生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再加上一些训练，变得更好了。所以我被录用了。开始只是小角色，不过那时候电视把广播挤得行将凋零，我却几乎每周都要上节目，所以我也有了一批忠实的听众，即使人数算不上众多。有观众来信批评不良语言，反对提及乱伦（我们确实在某些希腊戏剧里提过）。不过，并不像妈妈担心的那样有大量雪花般的来信指责我。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妈妈都坐在收音机旁的椅子上，忠心耿耿，而且，忧心忡忡。

    之后是电视行业。对我来说，相当于演艺生涯就此结束。不过，声音给我带来了好处，我得到一份播音员的工作，刚开始在温尼伯，后来就回了多伦多。在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每个周末的下午主持一个电子音乐节目。并不像大家通常以为的那样，由我来负责精挑细选各类音乐。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限。不过我训练出一种令人愉快、略显古怪、富有耐心的个人特色。节目组收到大量的观众来信。有的来自老人院、盲人之家，有的来自经常开长途车的人、正在无聊的出差路上的人、白天独自在家做饭熨衣物的家庭主妇，以及正在用播种车耕作或耙松大片田地的农夫。信件来自全国各地。

    等我终于退休的时候，溢美之词奔流不息。他们写信来表达他们的失落感，仿佛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家庭成员。他们的意思是，这一档固定时段的节目，让他们这一周的另外五天都感到充实。时间被填满，可靠，并且愉快，让他们不再茫然，因此他们表达真诚的，也颇为难堪的感激之情。意外的是，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只好小心自己的声音，不让自己在节目中读他们的来信时哽咽。

    对节目的记忆，还有对我的记忆，迅速消失了。新的忠诚形成了。我休息得很彻底，拒绝主持慈善拍卖会，也没有发表过怀旧演说。妈妈去世的时候，已经活到了寿星的年纪。房子我没有卖，只是租了出去。现在我打算卖掉了，也已经通知了房客。我打算自己住一段时间，把这地方（特别是花园）整理出模样再说。

    这些年，我并不孤独。除了我的听众以外，我还有朋友。也有女人。当然了，有些女人就喜欢和她们以为需要她们支持的男人交往——她们急不可待地带你到处炫耀，作为她们自己慷慨付出的证明。我对这些女人保持警惕。这些年，我最为亲近的女人是台里的接待员，她是个明智温良的人，和四个孩子一起生活。我们曾经觉得，等她最小的孩子离家之后，我们会搬到一起生活。但是她最小的孩子是个姑娘，她没有离开家就有了个自己的孩子。于是，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关系，都渐渐消退。我退休回到老家之后，用电子邮件和她保持联系。我请她来看我，她突然宣布说她正在准备结婚，要去爱尔兰生活。我实在是太过震惊，都被这个消息震翻了，没有问她女儿和小婴儿是不是也跟她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