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人，按年代顺序排序，这三个人都排在前六位。我说这三个人“重要”的意思——哦不，只有两个，这第三个人对我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对他的重要性。我说的重要是指，和这两个人在一起会有这样的时候：你想把自己撕开，远远不只是身体的屈服，想把你全部的生活安全地和他的生活搁进同一个篮子里。

    我不让自己这么干，不过只是勉强能做到。

    可能是这样的安全感不能完全说服我。

    不久之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这封信是学校转给我的。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我从巴塔哥尼亚旅游回来，发现这封信在等着我。那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旅游爱好者。信已经来了有一个月之久。

    信是打印的——对此，写信的人立刻表示了歉意。

    “我的字写得很难看。”他写道，接下来，他介绍自己是“你的童年伙伴沙琳”的丈夫。他说他非常抱歉，非常非常地抱歉，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沙琳住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癌症已经从她的肺部扩散到了肝脏。可叹她终生都在吸烟。她活的日子不长了。她并没有经常和他提起我，不过这些年以来，只要她提起来，都是为我杰出的成就而高兴。他知道她的内心是多么地珍视我。现在，当她的人生走到尽头之时，她热切地想见我。她拜托他来找我。他说，也许童年的记忆是最珍贵的。童年的感情。无可比拟的深厚友情。

    哦，她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我觉得。

    不过，要是她已经——这就是我想问题的方式——要是她已经走了，我到医院打听打听，也没什么风险。接着，我的意识，或者不叫意识，随便叫它什么好了，变得清晰了。我可以给他写一张便条，说可惜我出门去了，不过我会尽快赶去。

    哦别，最好别写便条。他也许借此便出现在我生活里，为了向我表示感谢。“伙伴”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杰出成就”也是，另外一种不舒服罢了。

    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和我的公寓只隔几条街。某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步行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先打个电话问问。也许我想让自己觉得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总台，我发现，沙琳还活着。对方问我想不想见她，我根本没法说不想。

    我在电梯间时依然在想，我现在还来得及转身走，现在还没到她楼层的护士站。也许我可以走出电梯，搭下楼的电梯。总台的接待员不会注意我的。事实上，我一转身，她就在接待下一个人了，那时候就已经没有注意我了。再说，就算她看见我走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估计，我会感到羞耻。多半不是因为自己缺乏感情而羞耻，而是因为自己缺乏意志而羞耻。

    我在护士站停下了脚步，护士给了我她的房间号。

    那是一间私人病房。非常小的房间，并没有明显的医疗设备、鲜花或者气球。事实上，起先我连沙琳的人都没看到。一个护士面对床，弯着腰，床上似乎是一堆被子，没有人在。这堆东西仿佛放大了的肝脏，我觉得。我希望自己赶紧跑掉。

    护士站直了身体，转过身朝我微笑。她身材丰满，是棕色人种，声音轻柔，有一种哄孩子的语气。也许她来自西印度群岛。

    “你是马琳。”她说。

    这句话似乎让她颇为愉快。

    “她一直盼着你来。你走近一点吧。”

    我走近了。我看见一个肿胀的身躯，一张严重毁坏的面孔，小鸡似的脖子。对这个身躯来说，医院的睡袍实在是太肥了。拳曲的头发还是褐色的，从头皮上也就长出四分之一英寸的长度。哪里也不像沙琳。

    我以前也见过临终的面容——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害怕自己会爱上的男人。我不会为此感到震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