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

    我本可以给沙琳写信，请她的父母转交，报纸上就有她父母在圭尔夫的地址。不过我没写。我觉得祝贺女人结婚这种事儿，伪善到了极点。

    不过，也许是十五年后，她给我写了信，请我的出版人转交。

    “我的老朋友马琳，”她这样写道，“在《麦克林》杂志上看见你的名字，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想到你写了本书，我真是惊叹不已啊。我还没去买书，因为我们刚度假回来，不过我肯定会去的，而且一定会尽早看的。我刚刚翻了翻外出期间积攒下来的期刊，在上面我看到你的照片了，很有个性，评论也很有趣。我觉得必须要给你写封信祝贺。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但还在用婚前姓写作？你成家了吗？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生活吧。我伤心的是没有孩子，不过我终日忙于志愿者工作、园艺，或者和我的丈夫基特一起出海。永远都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要是他们不订你的书，我就拧断他们的胳膊。

    “我要再次祝贺你。我要说，我有点惊讶，但也不完全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这一次的来信，我也没有回。似乎根本没有意义。一开始，我没有留心信结尾的“特别”这个词，但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它仿佛是给我迎头痛击。然而我对自己说，她用这个词没有特别的意思，我如今依然相信这一点。

    她提到的书，是我从一篇文章慢慢写成的一本书。我一度失去了继续写这篇文章的兴趣，开始写另一篇，后来有空了，就当成业余消遣再回头继续写。自那以后，我和别人合著了两本书，适时地满足对我的期望，不过，我自己写的那本，是唯一给我带来一些外界关注的，更不必说来自同僚的批评了。现在，书已经不再印刷了。书名叫《偶像和白痴》，要是现在，这种名字绝对逃脱不了惩罚，甚至连我的出版人都很紧张，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个书名朗朗上口，容易记住。

    我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态度——我指的是那些不可能称之为原始的文化背景——研究这些人对精神或者身体异常的人的态度。“有缺陷”、“残废”、“迟钝”这些词汇当然都进了垃圾箱，也许有好的理由——不仅是因为这些词表现出优越感，以及习惯性的不善态度，也因为这些词并非准确的描述。这些词汇忽略了这类人群身上丰富、精彩，甚至卓越的（至少算是特有的）力量。最有意思的是，除了迫害之外，其中还能发现一定程度的崇拜，有一系列的能力被归咎（这个词并非完全不准确）为神圣的、神奇的、危险的，或者说，有价值的。我能做到的全都做了，我做了历史研究和当代研究，也涉及了诗歌、小说，以及宗教习俗的影响。自然，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大家批评我过度文学化，批评我引用的信息全部来自现成的书籍，但那时候我不可能跑遍全世界。我没有得到任何资助。

    当然，我能看清楚其中的关系。这种关系，我想可能沙琳也看出来了。很奇怪，那些事儿感觉是那么地遥远，那么不值一提。它只是一个起点。那时候，对我而言，它和童年时代其他的事情差不多。因为从那以后的旅行、长大后的成就。安全感。

    “婚前姓。”沙琳这么写。这种说法，我很久都没有听说过了。这种说法和“老处女”基本相当，听起来贞洁又愁苦，明显不适合我。早在我看见沙琳的婚礼照片前，我就不是处女了。当然，我也没以为她是。并不是因为我有一群情人，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谈不上是情人。和许多与我同龄的、没有过一雌一雄单配婚姻生活的女性一样，我知道数字。十六个。我敢肯定，很多比我年纪轻的女人，刚二十出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甚至可能十岁出头。当然，收到沙琳的信时，总数没这么多。我不能（不能是真的），也不愿意费心去算了。其中有三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