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礼拜五，游泳的人还是比平时少，很多本应该游的人没有游。保利娜也许是为了打气，也许是因为气恼，叫大家都下水去，不过她也只喊了这么一句，然后自己就在木排周围拍水，和几个铁打不动的游泳专家一起说笑去了。大部分女孩子还是在浅水区里玩水，只游了几英尺或几码就坐在水里互相泼水，有些转了个弯就去找空瓶子做漂流物了，似乎谁都对游泳不感兴趣。特殊营的女辅导员站在水刚刚到她的腰的地方。不过，大部分特殊营员都在水没有淹没她们膝盖的地方。这个辅导员裙装式游泳上衣上的花甚至没湿。她弯下腰，用手溅起微弱的水花，一边笑一边冲她的学生们说，好玩吧。

    我和沙琳待的地方，水至多到胸口，我们没有走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和游得很差的女孩子们一起做做漂流瓶，懒洋洋地游游仰泳，或者蛙泳。没有人训斥我们吊儿郎当。我们试了试在水底睁着眼睛能游多久。我们偷偷摸摸地游到对方身上，猛地趴到对方的背上。我们身边也有一群这么玩的人在大笑大叫。

    我们游泳的这段时间里，一些父母或者被派来接孩子的人已经到了，他们说自己没有时间可浪费，所以他们要接的女孩子在水里就被点名叫走，这又导致了一些额外的紧张和混乱。

    “看，你看。”沙琳说。她的声音咕咕噜噜的，因为我刚刚把她按到水底下，她这才抬起头来，湿淋淋的，还在吐水。

    我看到了。维尔娜正在朝我们走过来，她戴了淡蓝色的橡胶游泳帽，修长的手正在拍打水面，面带微笑，表情像是，突然之间，她收复了对我的权利。

    我没跟上沙琳，我甚至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道别的了，我们到底有没有道别都是个问题。我的印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差不多是一起到的，我们匆匆忙忙钻进各自的车里，回到了以往的生活之中——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沙琳爸爸妈妈的车当然不会像我爸爸妈妈的车这么破旧、嘈杂，性能还不可靠。不过，即使并非如此，我们也绝对不会想到要让这两对父母互相熟悉一下。大家，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急于出发，远离喧哗——有人是因为丢了东西喧哗，有人是因为看见了孩子喧哗，有人是因为没看见孩子喧哗，有人是因为错过了大巴喧哗。总之，一片喧嚣。

    多年以后，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沙琳婚礼的照片。那个年代，婚礼的照片会在报纸上刊登，不光是小镇，城市的报纸也会登。看见照片的时候，我正在多伦多布罗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翻看报纸，一边等一位朋友。

    婚礼是在圭尔夫举行的。新郎是多伦多人，毕业于奥斯古德法学院。他个子很高，也可能是长大后的沙琳特别矮。即使她的头发厚厚地盘在了头顶——就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精致的钢盔头——也只刚有他的肩膀高。这种发型让她的脸看起来平淡无奇，像是被压扁了似的。不过我记得是克娄巴特拉妆，眼睛描得很浓，嘴唇淡淡的。听起来很怪，不过那个年代，这种样子必然会被盛赞。而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只是她还是个孩子时下巴上长的滑稽的小肿块。

    她，报纸上说的新娘，毕业于多伦多的圣希尔达学院。

    那么，到圣希尔达学院上学，她肯定来过多伦多。她在的时候，我也在同一个城市，我在大学学院上学。某一个时刻，我们可能走在同一条街上，或者校园的小路上，却从来没能相遇。我不觉得要是她看见我，会故意不和我说话。我也不会躲开她。当然了，一旦我得知她在圣希尔达学院上学，一定会觉得自己才是个真正的学生。我和朋友们都觉得圣希尔达是淑女学院。

    现在，我是人类学硕士，我已经决心永远不要结婚，尽管不排除会有情人。我披了一头长长的直发，我的朋友和我都喜欢嬉皮士的风格。相比现在，那个时候童年记忆更为遥远，早已褪去了色彩，一点也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