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教座堂了。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实际上，它并不是主教座堂。

    这就是沙琳结婚的地方吗？

    不是，明显不是。她当年参加的是联合教会的夏令营，那个夏令营没有天主教徒，倒是有不少新教徒。那么，和C有关吧。不知道。

    她也许悄悄地改了信仰。从那以后。

    我及时地找到了到教堂停车场的路。我坐在那里想我该怎么办。我穿着休闲裤、夹克衫。我觉得，到天主教堂——不是，是主教座堂——的要求是非常古典的，我不知道自己这一身是不是合适。我试图回忆去欧洲大教堂参观的时候，是不是不许露胳膊？头巾？裙装？

    上了山，是一片辉煌的、尊贵的寂静。四月，树叶还没有开始发芽，不过，挂在上空的太阳毕竟已经很明亮了。地上有一条低矮的雪堤，呈现出教堂前空地路面的灰色。

    我身上的夹克衫，晚上穿太单薄了。或许是这里的夜晚太凉了，风比多伦多大。

    这个时候，教堂也许已经锁门了。锁上了，空荡荡的。

    高大的前门看起来确实如此。我没有爬上台阶去试，我决定跟着两个老太太，她们和我一样老。她们是沿着长长的阶梯从大路上过来的，看起来完全没打算走这些台阶，而是直接朝教堂一侧的便门走去。

    里面的人更多，大概有二三十个，不过感觉他们不像来参加什么活动。他们分布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有的跪着，有的在聊天。走在我前头的两个老太太顺手在一只大理石圣水盆里沾了沾手，甚至没有抬起眼睛看看自己在干什么。她们冲一个正在布置桌子上的篮子的男人打了个招呼，声音也不算低。

    “这天气，看起来挺暖和，其实真够呛。”一个老太太说。男人说风快把鼻子刮下来了。

    我看见了告解室。如同一座座独立的避暑屋，像哥特式的玩具房，大量阴沉沉的木雕，深棕色的布帘。而其他的地方都闪闪发亮，光彩夺目。最高的弧形天花板是最神圣的蓝色，底下的弧线和直立墙连接，用绘制着圣像的漆金徽章来装饰。彩色玻璃窗在这会儿的阳光照耀下，变成了一块块的珠宝。我沿着侧廊小心地往前走，想看一眼圣坛，可是，教堂的高坛在西面的墙上，那儿的光线太亮，照得我睁不开眼睛。纵然如此，我还是看见，窗户的上方画的是天使。一群天使，鲜艳、透明，纯净得如同光线。

    这是最需要谨慎的地方。不过，这里似乎没有人小心翼翼。聊天的女人们确实是轻声聊天，但并没有轻到窃窃私语的地步。其他人事务性地点点头、画画十字，就跪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也该忙自己的事儿了。我四处张望，想找一个神父，不过视线范围内没有。神父肯定也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了一天；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开车回家，进了起居室或办公室、书房，打开电视，松开衣领，拿了一杯喝的，心里想的是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好吃的。他们来教堂的时候，是来供职的。他们穿上法衣，准备主持仪式。或者弥撒？

    或者是来听告解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不在。他们的格子隔间，不是有他们自己进出的门吗？

    我得找个人来问问。那个在桌子上分篮子的男人，看起来不是光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出现在这里的。他也显然不像引座员。大家在这里都是自己决定坐在哪里、跪在哪里的，有时可能会因为宝石一样刺眼的光线干扰，站起来再换个地方。我和他说话时压低了声音，以往我在教堂就是这个习惯。他没听清，只好叫我再说一遍。或许是因为困惑或尴尬，他犹疑不决地朝某间告解室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应该非常明确，他才可能明白。

    “哦，不，不，我是想找一个神父。有人叫我来找他。霍夫斯德神父。”

    整理篮子的男人消失在侧廊稍远的一端，过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