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适合我。做过的事情都做过了。天使云集，却血泪斑斑。

    我坐在车里，没想到要开发动机，尽管车里冻得我直发抖。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找到公路入口，加入奔向多伦多的永恒、灿烂的车流；或者，要是没力气开车的话，就找个地方过夜。大多数地方都提供牙刷，至少也会有台机器卖牙刷。我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是我累了，太累了，没有力气做什么。

    湖面上的摩托艇本来离岸边应该有些距离，特别是离我们夏令营的营区，以免摩托艇造成的水波妨碍我们游泳。但是，最后一个早晨，那个礼拜天的早晨，有两艘摩托艇开始比赛，它们转着转着，就近了。当然没有木排那么近，不过已经足以掀起波浪。木排来回颠簸，保利娜提高了嗓门，她的叫声中满是斥责和惊恐。摩托艇的噪声太大了，开摩托艇的人根本不可能听见她的声音。他们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浪头，浪花冲向岸边，我们这些在浅水里的人也站不稳了，有的随波浪起伏，有的失足跌进水里。

    我和沙琳都没站住。我们背对木排，因为当时我们在看维尔娜。我们站的地方，水大概没到我们的腋窝。我们被水抬起来，同时又被扔了出去，这时候听到了保利娜的尖叫。我们可能也像其他人一样尖叫了，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被浪头淹没再站稳的兴奋。随后的浪头再也没这么大了，我们能控制好站着。

    我们摔倒的时候，波浪把维尔娜卷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抛过来。当我们重新浮上水面，脸上挂着水珠、胳膊胡乱扒拉时，她就在水面下，四肢张开。四面八方都是尖叫、呼喊，浪头变小了，尖叫反而变多了。错过了第一次袭来的浪头的，装作被第二个浪头打翻了。维尔娜的脑袋没有钻出水面，她现在不再迟钝了，而是从容不迫，在水中轻盈得如同水母。我和沙琳的手碰到了她。碰到了她的橡胶泳帽。

    要是我们在力图保持平衡的时候，抓住手边一块不小的橡胶物件，根本没发现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这可能就是一场事故。我想清楚了。我觉得没人会指责我们。小孩子们都吓坏了。

    是的，是的，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初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决定。我们没有互相看，然后决定做这件明明是有意识做的事儿。说有意识，是因为当维尔娜的脑袋想伸出水面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确实相遇了。她想把头伸上来，如同锅里煮沸的团子。她的身体在水下徒劳无益地虚弱挣扎，这种时候只有脑袋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能没抓住橡胶脑袋，橡胶帽子没有防滑设计，没有凸起的花纹。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颜色，苍白乏味的蓝色，不过我没法描绘它的花纹——一条鱼，一个美人鱼，一朵花儿——花纹的脉络压进了我的手掌里。

    沙琳和我的目光落在了对方的身上，我们都没有看我们的手在干什么。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喜悦的神采。我猜想我的眼神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并没有罪恶感，也没有为我们的邪恶得意洋洋。感受得更多的是，我们仿佛正在做神奇地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儿，仿佛这是我们这辈子当中，让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一个最高点，一个巅峰。

    你可能会说，我们走得太远了，没法回来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我发誓，从来没有过选择，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过。

    整个事情可能没有超过两分钟。或者三分钟？一分钟三十秒？

    要是说那时候，阴沉的云彩渐渐散了，可能太过分了。但是，就在某个时刻——或许是摩托艇侵入的时候，或许是保利娜尖叫的时候，或许是第一个浪头打过来的时候，或许是我们手掌下面那块橡胶不再挣扎的时候——太阳突然出来了，海滩上来了更多的家长，辅导员叫我们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