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一天，其中一个——帕特·蒙蒂——从我身边经过时对我笑了一下，我做起有关她的白日梦——她救出溺水的我，然后她成了护士，照看我，当我几乎死于白喉病时，冒着生命危险用光滑的手臂轻摇着我。

    如果是星期三下午，母亲的房客弗恩·道夫提，会在家喝茶，抽烟，在餐厅和母亲聊天。弗恩嗓音低沉，会用不着边际的漫谈、咕哝和大笑来对付母亲较为锋利简洁的评论。她们聊城里的人，聊她们自己；她们的谈话像永不干涸的河水，是我触摸不到的戏剧，生活的酵母。我会走到餐具柜的镜子那里，看投影在里面的屋子——暗色的壁板，暗淡的光线，黄铜灯具像一棵枝叶分布均匀但却长歪了的小树，五条树枝僵硬地弯曲着，树梢上是玻璃花。为了让它们在镜中组成一个场景，我可以让母亲和弗恩像橡皮筋一样拉伸，歇斯底里地摇晃，让我自己的脸悲惨地垂向一侧，中风一般。

    我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那幅画带来？”

    “什么画？什么画？”

    “睡椅上那幅。”

    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经常在想——我们农场上的厨房，父亲和班尼叔叔很可能正在煎马铃薯作晚餐，用没洗过的锅（为什么要把好好的油洗掉呢？），炉子上烘着棒球手套和围巾。我们的狗梅杰——母亲从不让它进屋子——睡在门前的脏油毯上。报纸铺在桌子上代替桌布，床上是带狗毛的毯子，猎枪、雪鞋和洗衣盆挂在墙上。臭味弥漫的单身汉的舒适生活。睡椅上有一幅画是母亲很早以前画的——那时的日子可能还是悠闲，晴朗，柔情绵绵的——那时他们刚刚结婚，画中有一条石路，山间小溪，一个戴红围巾的小姑娘赶着羊走在路上。山和羊看起来很相似，波浪起伏，团团簇簇，灰色中透着青紫。很久以前我以为那个小姑娘就是母亲，画上是她年轻时荒凉的乡间生活。后来我了解到那是她从《国家地理》杂志上临摹的风景。

    “那幅啊？你想把它放在这里吗？”

    我并不是真的想要。在我们的谈话中，我经常试图引导她，以得到答案，或有所发现。我特别想让她说它是留给父亲的。我记得她曾经说过一次那是为父亲画的，那是他喜欢的风景。

    “我不想把它挂在人们都能看见的地方，”她说，“我可不是什么艺术家。只是无聊才画画。”

    她开了个女士派对，邀请了考特太太，有时称作劳雅·考特太太，百斯特太太，她先生是商业银行经理，和其他在街上聊天认识的人，还有邻居，弗恩邮电局的同事，当然还有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她请她们做奶油鸡烤饼、柠檬馅饼和结婚蛋糕，她们照做了。）派对提前安排好了。女士们到了前厅，先要猜罐子里有多少颗豆子，把数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晚会进行中有猜谜节目，从百科全书上选出的小测试题，看手势猜字谜游戏，后者通常很难顺利进行，很可能是因为许多女士不明白怎么玩，或者太害羞，还有铅笔和纸游戏，写下一个男人的名字，折叠起来，传下去，写一个动词，然后再写一个女士的名字，折叠起来等等。最后打开所有纸条，读出来。我穿着粉色羊毛裙和前开襟的短上衣，开心地给大家分花生。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在厨房忙个不停，微笑着，不屑一顾的样子。母亲穿着红色连衣裙，半透明，点缀着小小的黑蓝色紫罗兰，像刺绣的一样。“我们还以为她裙子上是甲虫呢，”埃尔斯佩思姑妈悄悄对我说，“它让我们大吃一惊！”那以后派对就不像我原来设想的那么美好了；我注意到一些女士没有参与什么游戏，母亲的脸兴奋得发热，声音充满做作的热情，当她弹钢琴时，学过声乐的弗恩会唱“没有爱人的生活是什么？”这时，女士们都显得拘谨，远远地拍着掌，好像这只是在炫耀。

    下一年，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