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留下的油。

    没有父亲的影子，也没有哥哥们的迹象，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不在家里逗留。她会穿过前屋，来到父母的卧室。在那里，她往往发现母亲跪在床上，在弯身祈祷。她现在能想起的，是母亲弯曲的背，比母亲的脸更清晰，窄窄的肩膀，脏脏的宽大晨衣外面套着灰色或茶色毛衣，脑后稀疏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绷得很紧，露出白得不健康的头皮，像大理石或香皂一样白。

    “她是一个宗教狂。”母亲谈论着那个跪着的女人，其他时候，她会发现她仰面躺着，哭泣着——为了母亲不想了解的原因——用一块大而潮湿的布压着前额。有一次，她对基督教的笃信达到了疯狂的最后阶段，屠夫们就要来了的时候，她漫游到谷仓，想把一头小牛藏在干草里。讲述这些事情时，母亲的声音变得生硬，她相信自己受骗了，她的气愤和迷惘从来没有减轻。

    “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我告诉过你她干了什么吗？我说过钱的事吗？”她吸了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对啊。她继承了一笔钱。她的一些家人有钱，他们住在纽约州。她得到了两百五十美元，不是很多，但当时还是很值钱的，你知道我们不富裕。你觉得这是贫穷。我们的贫穷没人能够想象。我记得我们桌子上的油布，磨出了窟窿，可以看得见光光的木板。已经成了碎片了。是破布不是油布。我有鞋穿也是穿男孩子的鞋，从哥哥他们那儿捡剩。那种农场连繁缕都不长。圣诞节我得到了一条海军蓝灯笼裤。我告诉你，我非常开心。我知道天冷起来是什么样子。

    “哎。母亲拿到钱，订购了一箱子《圣经》。快递过来的。是最贵的那种，圣地的地图，书页上有金边，耶稣的话都用红色标出。精神贫困的人才是真正的贫困。精神贫困有什么了？她花得一分钱都没剩下。

    “然后，我们就要出去发《圣经》。她是给那些异教徒买的。我想哥哥们在谷仓里藏了一些。我知道他们藏了，但是我不会蠢到要那样想。八岁我就穿着男孩子的鞋走遍了乡间，发《圣经》，连手套都没有。

    “一个好处是，那让我永远地摆脱了信仰。”

    一次她吃了黄瓜同时喝牛奶，因为她听说这两样东西合起来有毒，她希望死掉。她的好奇多过伤心。她躺下，希望在天堂里醒来，那是她听说过那么多次的地方，但是睁开眼睛却是另一个早晨。那也对她的信仰造成了影响。当时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哥有时从城里给她买糖。他在厨房桌子旁刮胡子，用一面镜子对着灯。她认为他很虚荣，他有胡子，他收到女孩子的信从来不回信，而是随便放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地方。母亲对此似乎并不赞成。“我对他不存什么幻想，”她说，“我猜他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现在住在新威斯敏斯特，在渡轮上工作。另一个哥哥在美国。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会寄贺卡来，她也给他们寄。他们从来不写信，她也不写。

    她恨的是二哥。他做了什么？她的回答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他邪恶，傲慢，凶残。凶残的胖子。他给猫吃爆竹。他把一只青蛙绑起来，剁成了碎块。他在牛饲料槽里溺死了母亲的小猫，它叫米斯蒂，后来又不承认。他还抓住母亲，把她绑在谷仓里折磨她。折磨她？他虐待她。

    用什么？但是母亲从来不往下说了——那个词，虐待，她像吐血一样吐出来。于是我就自己想象她被绑在谷仓的样子，就像绑在树桩上，她哥哥，一个胖印第安人，叫喊着，在她旁边窜来跳去。但是她还是逃脱了，没有被剥掉头皮，没有被烫伤。故事进行到这里时，没有真正涉及她阴着脸说虐待的原因。我还没有意识到接近性的话题的边缘时笼罩她的那种忧郁。

    她的母亲死了。她本来是去做手术的，两边乳房都有肿块。母亲经常说，她死在手术台上。在手术台上。我小时候经常想象她挺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