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快开始时，我的头饰——高高的中世纪纸板圆锥体，包着黄色的网，带有柔软的面纱——开始灾难性地微微滑向我头的一侧。我不得不斜着头，好像脖子歪了似的，那样坚持跳完，牙齿咬紧，脸上带着呆滞的微笑。

    《上帝拯救国王》之后，当最后的幕布落下，我们跑到街上的照相馆，还穿着服装，没有外套，去拍照。我们拥挤在一起，等待着，背景是废弃的棕褐色瀑布和意大利花园。戴尔·麦克劳林找到了一把椅子，那种家族拍照时父亲们坐的椅子，妻子和儿女成群围绕着他。他坐在上面，艾尔玛·科迪大胆地坐在他膝盖上，懒洋洋地靠着他的脖子。

    “我这么虚弱。我是个病人。你知道我吃了四片阿斯匹林吗？”

    我正站在他们前面。“坐下，坐下。”戴尔开心地说，一把拉我坐在艾尔玛身上，她尖叫起来。他打开长长的腿，把我们两个都甩到地上。大家都笑了。我的帽子和面纱正好掉下来，戴尔拾起来，反着戴在我头上，面纱遮住了我的脸。

    “你这样棒极了。什么都看不见。”

    我试图抹掉灰尘，戴好。突然，法兰克·威尔士出现在帘子间，他独自拍完了照，穿着他那气派的乞丐服装。

    “舞蹈者！下一张！”摄影师的妻子生气地叫着，把头探出帘子。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我还在试图把头饰弄好。“看着我的眼镜。”戴尔说，我照做了，尽管在我的影像后看见他孤独、斜视的眼睛让我分神。他在向我抛媚眼。

    “你应该送她回家。”他对法兰克·威尔士说。

    法兰克·威尔士问：“谁呀？”

    “她。”戴尔说，对我点着头。我的头在他的眼镜上颤动着。“难道你不认识她吗？她就坐在你前面。”

    我担心会闹出笑话。我感觉汗水开始从我的腋下冒出来，担心受辱的最初迹象总是这样。我的脸游移在戴尔愚蠢的眼睛里。这样被抛进我的梦的主题，可是太严重，太危险了。

    不过，法兰克·威尔士还是考虑周到，像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殷勤地说：“我愿意。如果她不是住得太远的话。”

    他想的是我住在弗莱兹路那边的时候，我走长路上学是在班上出了名的。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城里了吗？没有时间告诉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而且，我绝不会冒一点儿险，让他嘲笑我——他安静的沉思的喷着鼻息的笑，说他仅仅是在开玩笑。

    “所有舞者！”摄影师妻子喊叫着。我茫然地转过身来，随她穿过帘子。我的失望一瞬间被淹没在感激当中。他的话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响起，仿佛它们是赞扬和宽恕之语，声调那么轻柔可爱，实事求是，充满谢意。一种特有的平和像我的白日梦一样充盈了我的身心，在拍照过程中，在寒冷中回到会议室的一路上，在换衣服的时候，也一直陪伴我，即使内奥米说：“大家都笑死了，你跳舞时歪着头。像折断了脖子的木偶。尽管你是没有办法。”她的情绪很糟糕，并且还在恶化。她悄悄对我耳语：“你知道我告诉过你关于戴尔的事儿？都是谎言。是我演的戏，让你说出你的秘密。哈哈。”

    范里斯小姐机械地把服装拾起和折叠起来。玉米淀粉洒在她的桃粉色裙子上，她的胸部看起来凹陷了，仿佛什么东西在她里面崩溃了。她几乎不想费心地注意我们，只是说：“把鞋子上的玫瑰形饰物取下来，姑娘们，都留下来吧。将来一切都会派上用场的。”

    我走到大厅前面，母亲和弗恩在那儿等我呢，弟弟欧文穿着打旗子时穿的套装（在小歌剧帷幕拉开之前，低年级学生要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打旗子），把让他保存的旗子插在雪堆上。

    “你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母亲问。“很可爱呀。你脖子抽筋了吗？威尔士家的男孩是整个台上唯一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