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留心地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