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里没有冰箱，我们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们就在永远被隔壁家的房子挡住光线的餐厅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后，希望等弟弟的盘子空了，我的盘子里还有剩下的。然后妈妈就会试图模仿我们当初住在邓甘嫩时的对话，回到弟弟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早，最为舒适的日子。那时候，她会给我一点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们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面对水泵，丁香树，以及远处的狐狸围栏。她没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时候。“你记得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少校拉你跑吗？”少校是我们家的狗，我们搬家的时候，留给邻居养了。“你还记得放在厨房窗户外头的沙盒子吗？”我装作记不清楚了，小心不让自己掉进感伤这类多余的情绪里去。

    妈妈有头疼病，经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狭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闭阳台笼罩在沉重的层层树枝之下。“我看着这些树，会觉得自己在家里。”她这么说。

    “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开车到乡下兜兜风。”爸爸说。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门，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路线。

    妈妈可不喜欢这么开车到乡下兜风。

    “能带我去吗？”

    “你妈妈也许想要你在家试衣服。”

    “我今天下午不可能做衣服了。”妈妈说。

    “那我带她去吧。我带他们两个去，你休息一下。”

    我们怎么了，怎么把我们带走算是让她休息？不过没关系。我高兴地找到弟弟，让他先去上厕所，然后带他上车。我们都没戴护膝，头发也没打卷。爸爸从屋子里拎出两只沉甸甸的灰色行李箱，里面装的全都是瓶瓶罐罐。他把行李箱搁在后座上。他穿着白色衬衫，在阳光下鲜亮夺目，系了领带，裤子是轻便的，是他夏天穿的一套西装的裤子。他还有一套葬礼穿的黑色西服，伯父去世后留给他的。他戴了一顶淡黄色的草帽，一身销售员的装束，衬衫口袋里还别了铅笔。他又回去了一次，可能是和妈妈说再见，问她是不是肯定不想去。她说：“不用了，谢谢，我只想闭着眼睛躺一会儿。”随着车倒出车道，一种对奇遇的渴望油然而生。因为这种小小的渴望，我们没觉得颠簸。上了马路以后，炎热的空气开始移动，成了一阵微微的风。沿着爸爸认识的小路出了小镇，路边的房屋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陌生。这个下午，等待我们的，除了在蔫蔫的农庄里的灼热时光，大概还有乡村小店的逗留，三个冰激凌筒，或者瓶装汽水，也许还有爸爸的歌声？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还有名字，“沃克兄弟的放牛娃”，大概是这样开头的：

    老尼德·菲尔兹啊，他已经死了，

    尼德·菲尔兹是谁？爸爸接的是这个人的班，显然。要是果真这样，他现在应该真的死了。爸爸的嗓音有种悲伤的喜悦感，让他的死亡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像是喜剧里的不幸事件。“多么希望回到里奥格兰德河畔，走过黑漆漆的沙石。”爸爸一路几乎都在唱歌。就连这会儿，出了小镇，过了桥，一个大转弯拐上公路，他也还是叽叽咕咕，哼着小调，实际上是找调子，准备即兴创作。我们沿着公路，路过一个浸信会教友的营地，就是圣经度假营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了：

    浸信会教友在哪里，浸信会教友在哪里，

    他们都在水里，在休伦湖的水底。

    弟弟信以为真，起身跪在窗口看湖面。“我没看见有浸信会教友。”他抱怨说。

    “我也没看见。”爸爸回答说，“我说了，他们都在水底。”

    一离开公路，就没有铺好的路了。灰太大，我们只好摇上车窗。地上空荡荡的，平坦坦的，烧焦了。农户家后头的树林一片阴冷，乌黑的松树树阴如同没有人下水的池塘。我们在一条漫长的小径上颠簸不已，终于到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