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建议被接受了。我见到了麦利先生本人。我对他解释说，其实我已经和他太太解释过了。我说我不打算在通常的办公时间用办公室，而是周末用，或者晚上用。他问我用来干什么。我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我是做速记的？不过我还是告诉了他。

    他以一种不错的幽默感表示理解：“哦，你是个作家。”

    “嗯，是吧，我写作。”

    “那么，我们会尽量让你在这里过得舒服。”他慷慨地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热衷于种种业余爱好的人。这里的船模型都是我有空的时候自己做的。对耐力很有好处。人都需要用什么事儿来锻炼锻炼耐力。我敢说，你也是这样。”

    “有一样的地方。”我立刻同意他的看法，甚至感觉颇为如释重负，因为他对我行为的看法，是如此不求甚解，如此的包容。至少他没有问我，而我本来以为他要问的是，那么谁来照顾孩子，丈夫同意没有。十年，也许已经十五年了，岁月让这个照片中的男人柔化了许多，胖了。照片中的那个他消失了。他的臀部和大腿如今已经积攒了惊人的脂肪，让他只要一动，就会发出声响来，皮肉轻轻地沉淀下来的动静。一种女家长式的，沉重的不自在。他的头发和眼睛都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容貌也变得模糊不清，和蔼可亲的强者表情早已瓦解，变成了浑浊的谦卑，以及天长日久的猜疑。我没有看他。我没有想到，因为这间办公室，我有责任了解更多的人。

    周末的时候，我搬了进去，没有叫家人帮忙，虽然他们会很乐意帮忙。我带了一台打字机、一张轻便的小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张小木头桌子，把电炉、水壶、速溶咖啡罐、调羹和一个黄色的杯子都搁在了上面。就这么多了。我心满意足地计划，一干二净的墙面；种种必需品给我带来的并不算昂贵的尊严。东西不多，还省了我打扫、清洗、擦拭的麻烦呢。

    对麦利先生来说，这样的景象谈不上怡人。我安置下来没一会儿，他就来敲门了，说他要和我解释清楚几件事——要把外头房间的灯摘下来，因为我用不着；还有暖气片，怎么用窗户外头的遮阳篷之类的。他四下走动，把所有东西都看了一遍，以一种神秘兮兮，而且忧伤不已的神态说，对一个女士来说，这里绝对不算舒服的地方。

    “对我来说够好了。”我说，没能表现出我希望告诉他的气馁。因为我一直有一种倾向，想要安慰我毫无来由就不喜欢的人。或许不是毫无来由，只是自己不想知道原因罢了。有的时候，我处心积虑地表示自己的恭敬态度，傻乎乎地希望他们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你需要一把坐着舒服的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等待灵感。我地下室有把椅子，我妈妈去世以后，所有东西都放在那儿了。角落里还有一卷小地毯，用起来还挺好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装饰一下，让你感觉更像家。”

    我说，但是，说真的，我并不希望这里像家。

    “要是你想挂窗帘的话，我可以付材料钱。什么地方都需要颜色来点缀，否则我担心你坐在这地方，会生病的。”

    哦，不用了。我说，笑了起来，我不会的。

    “要是你是个男人，就不一样了。女人喜欢舒适一点。”

    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向窗口，透过软百叶窗的缝隙，俯看星期六空荡荡的街头，躲开他那张面露责难而又脆弱的胖脸。我试着让自己用一种冷淡的腔调，这种腔调我在自己的心里听过无数次，但从懦弱的嘴里说出来却艰难无比：“麦利先生，请不要再打扰我了。我说过了，这样适合我。我想要的东西都有。谢谢你告诉我灯的事儿。”

    结果挫败不堪，几乎让我惭愧。他回答说：“我绝无希望打扰你的梦想。”一种演讲的精确态度，表现的是冷淡的恶劣心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