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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裙子,1946年
,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个性,会不会受欢迎。我们看文章,学怎么化妆,怎么强调优点,第一次约会怎么对话,要是男孩子过分了该怎么办。我们还看了绝经期的性感缺失,堕胎,为什么丈夫要到外头寻求满足。我们不做作业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来收集、交换和讨论性方面的信息。我们约好了什么都要告诉对方。但是有一件事儿,我没有说过。舞会,中学的圣诞舞会,妈妈正是为此给我做新衣服,也正因为如此,我不打算去了。

    在学校,我一分钟也没有舒畅过。我不了解朗妮的想法,每到考试前,她就手脚冰冷,心跳加速,但我所有时间几乎都在绝望。当我在课堂上提问,不管是什么样的小问题,我的声音不是短促尖利,就是嘶哑颤抖。我被迫走到黑板前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相信裙子上有血迹,即使在一个月时间内都不可能真有血迹。一用黑板圆规,我的手就出汗打滑。玩排球的时候,我没法打球;要到别人面前做个什么动作时,我的本能就是不去。我讨厌商务课,因为必须要用一根笔直的笔在纸上画线,画成账簿,老师从我的背后看见的都是脆弱的线条东摇西摆地挤在了一起。我讨厌科学课,我们一个个坐在长凳上,坐在刺眼的灯光下,身后是堆放了陌生的、易碎的仪器的桌子,这课是校长教,他声音冷淡,带着自我欣赏的腔调——他每天早上都要朗诵经文,将羞辱强加于人是他的天赋异禀。我讨厌英语课,因为男生都在教室后头赌博,而那位矮矮胖胖、轻声细语的年轻女老师,在前头微闭双眼朗读华兹华斯的诗歌。她威胁他们,恳求他们,脸都红了,声音简直和我的差不多。他们语带讽刺地道歉,只要她再开始朗读,就摆出痴迷的姿态,一脸狂喜,闭上眼睛,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有时候她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也无济于事,她只能狂奔到走廊上去。随后,男生们便发出哞哞的叫嚣声,女生们发出渴望的笑声。当然,我也笑了,这些声音会继续折磨她。这种时候的教室总是充满了残酷的狂欢气氛,让软弱、猜疑的人,比如我,陷入恐慌情绪。

    但是,学校里真正的事情不是商务课,也不是科学或者英语课,是别的东西给了生活以紧迫感和光彩。湿冷的老教学楼,地下室里摇摇晃晃的墙,黑漆漆的盥洗室,死去的皇室成员和失踪的探险家的照片,充斥着性竞争的紧张兴奋感。在这种气氛中,尽管做着巨大成功的白日梦,我有的却是彻底失败的预感。必须要出点什么乱子,我就可以不去参加舞会了。

    十二月到了,下起了雪,我有了主意。开始,我想的是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扭伤踝关节。我骑车回家,走在车辙深深、路面被冻得坚硬的乡间小路上,我试了好几回,可是太难了。不管怎么样,我的喉咙和支气管似乎比较虚弱,为什么不让它们暴露一下?我开始夜里起床,把窗户推开一点。我跪在床头,风,有时候夹杂着雪花,扑向我裸露的喉咙。我把睡衣上面的扣子解开。我对自己说,“冻得发青”,跪在那儿,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的胸和喉咙变成蓝色,挨冻的时候血管在皮肤下变成的灰蓝色。一直待到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了,就从窗台上握一把雪涂在胸口,再扣上睡衣的扣子。雪会在法兰绒底下融化,我穿着湿衣服睡觉,这应该够糟糕的了。早上,我一醒来,就清了清嗓子,试试看疼不疼,咳嗽一下权当试验,再憧憬地摸摸额头,看看烧不烧。没用。每天早晨,甚至包括舞会的那天早晨,我都挫败地起了床,身体十分健康。

    舞会那天,我用铁发卷做头发。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头发,因为我的头发是自然弯曲的,不过,今天我需要一切可能的女性化仪式来保护自己。我躺在厨房的沙发上,读《庞培的最后时光》,希望自己身在庞培。我永不满足的妈妈,正在给裙子缝白色的花边领口,因为她觉得这衣服看起来太像大人了。我看着时间流逝,觉得这一天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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